【摘 要】在“两个百年”交汇、“两个大局”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一流大学群体正在走出一条立足自身、引领未来的独特发展道路。文章基于大学管理实践，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大学组织，阐述了如何制定大学战略规划及发挥其作用：要高度重视使命愿景引领下的战略谋划与规划，牢牢把握大学的育人本位，因时而变选择发展战略和路径，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重点实现战略迭代，推动组织治理变革和系统重塑，引导大学从松散型组织向战略中心型组织转变，并为大学战略实施提供政治保障和营造文化生态。
随着大学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多种类型的大学正在产生，大学的发展道路更加多样化。过去，大学被描述为一个共同体，甚至是比较松散的组织，现在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具有规划性、战略性和组织性，因此大学管理者需要特别重视思考与谋划大学发展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立足“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大学处在战略制胜、创新图强的关键阶段。在“两个大局”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一流大学在世界竞争中，必须克服对西方高等教育的路径依赖，走出一条立足自身、引领未来的发展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历史进程中，高校责无旁贷地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当以更高的站位和标准谋划事业发展，应当以新的使命愿景引领大学战略规划。
当前全球的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着世界百年变局带来的格局变迁、思想争鸣、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这促使大学组织产生多向的、不同的反应，形成各种各样的战略行动和组织模式。从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来看，大学的战略制定与组织特性间存在密切的联动关系。
（一）大学战略观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论著《认识管理》（An Introductory View of Management）中指出，在管理当中，战略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大学的战略观实际上与组织的战略观一致，战略的关键是围绕目标从事系统的、目的明确的工作。德鲁克提到的“要抛弃过去”[3]就是指“扬弃”，即做战略管理要带有一定的批判性。对任何一个组织，战略管理首先是批判性地看待过往，分析哪些是可取的，哪些地方需要进行反思，哪些是管理者希望赋予组织的使命，制定战略是一个发现问题的过程。然后要寻找不同于以往的新方法来实现目标，而不能满足于做更多熟悉的事情，否则依靠惯性往前走，就无法开拓新的局面，这被称为路径依赖。一个组织如果目标、使命经常变，而方法不变，或者目标不变、方法也不变，墨守成规，就会出问题。同时，组织亦需要适时寻找新的策略，即战略的制定需要考虑时间维度，把握战略时机。大学的管理也应因其组织特性而采取适当的策略行动。大学战略管理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调研、反思和展望来产生根本性的决策和行动，并着眼于未来，以大学战略来塑造其组织特征、引领相应的行为并激发其发展动力。
（二）大学：从松散型组织向战略中心型组织演化
大学正在从松散型组织向战略中心型组织转变。全球著名的教育专家、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曾指出：高等教育以学科为主的底层结构层次不断地分化，属于松散型结构，大学曾被称为“学术共同体”，而且随着不断的专业化，其结构越来越松散。[4]大学组织与党政组织较大的差异在于：大学结构是松散的，观念是多元的，管理是多元的，制度是有弹性的，所以大学里自由宽松的氛围较浓，这是一般意义上从学术共同体角度产生的对大学的认知。在管理实践中，大学管理者与地方管理者之间的区别亦是由于组织特点的差异而形成的。我国大学由于党的统一领导，更加强调组织性和战略谋划，所以呈现出领先于全球大学变革发展的组织特性。
战略中心型组织是指能够系统地描述、衡量和管理战略，以战略为核心建立管理架构，并以战略管理统领管理行为、经营行为的组织。[5]管理战略执行有五个基本原则：一是高层领导来推动变革；二是战略要转化成为可操作的行动；三是围绕战略进行组织协同；四是让战略成为每个人的日常工作；五是使战略成为持续的过程。[6]近年来，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重视战略设计，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强调围绕共同的价值追求，通过不同组织与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通过师生的共同行动实现战略目标，正在逐步由松散的、至多是职能中心型的组织走向战略中心型组织。与此同时，大学里的学科也要在尊重学科多样性和自由探索的基础上加强协同联动。我国大学目前仍然很难打破院系之间、学科之间的壁垒，教学的组织与合作开展科研等工作的组织仍存在许多矛盾。战略中心型组织既不是过于行政化的组织，又有助于打破这样一些壁垒，在演化过程中既能坚守大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又能通过强化共同行动实现战略目标。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管理理念与实践
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管理有很多好的理念和实践。牛津大学校长柯林•卢卡斯（Colin Lucas）曾指出：“大学战略是学校领导者明晰大学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思考过程，通俗地说就是要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7]想明白“做什么不做什么”，其本质就是战略管理。战略管理选择“做什么”很重要，正如美国学者乔治•凯勒（George Keller）所言，大学战略规划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目的明确、面向未来的大学管理方式，战略举措的产生既不靠过度集权的方法，也不能靠过度民主的方法，[8]这是一个守正创新过程。大学战略规划是“一种开放的系统”，其目的是“把院校的前途和可预见的环境变化联系起来，使资源的获得快于资源的消耗，从而能够成功完成院校的使命”[9]。因此，全球范围内很多一流大学都提出了自身的发展战略规划，《牛津大学2018—2023发展战略规划》《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麻省理工学院的全球化战略》《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浙江大学创新2030计划》等，都是世界各国大学重视战略管理的典型例证。
（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管理特点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管理亦有多个典型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战略目标兼顾国家需要和一流标准，两者有时完全一致，有时并非完全一致，需要统筹兼顾，当前中国大学尤其需要体现学术共同体的一般规律和德育共同体的政治属性。第二个特点是战略原则突出相机抉择，即根据不同的时间点和内外部情况变化，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战略路径，在不忘初心、守住本分的情况下根据时机有所侧重。第三个特点是战略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落实“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制度，推动政治、德治、法治、共治、智治有机结合，确保决策质量。第四个特点是战略实施需要紧紧依靠基层学术组织，把激发基层的积极性和组织活力作为永恒主题。第五个特点是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情况研判形势并推动战略迭代，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保持适应外部变化的活力和动能。我国当前发展阶段面临着从跟随走向引领超越的战略转型，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要走出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的课题，推动大学发展因势利导走向战略迭代。
现在我国大学战略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路径依赖，发展惯性强大，受固有路径或者是普适政策导向的影响较大，缺乏特色目标或者使命导向的深层思考和谋划，针对客观环境和自身实际采取务实战略的勇气不足，也缺乏开新局拓新路的动力机制。基层学术组织和一线师生参与战略管理的积极性不足，组织体系偏松散，战略执行力不强。同时，社会参与的开放治理体制不完善，战略规划与资源保障也存在脱节。战略规划与谋划，实际上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在新发展阶段实现创新图强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大学需要构建清晰的战略愿景，形成鲜明的战略导向，实施系统的战略变革，强化有力的战略执行，打造坚实的战略保障，才能快速向世界一流目标迈进。
目前我国一流大学群体很多量化指标都进入了全世界前100名，一些大学已经完成了指标意义的一流大学目标，但内涵意义的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怎么建，现阶段一流大学的使命是什么，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要为未来的时代培养“新人”，同时很多领域要努力进入“无人区”，驶向“新蓝海”，这些都迫切需要更远大的使命愿景领航。
（一）我国一流大学群体面临“两个大局”新形势
当前，我国大学制定“双一流”战略必须放在“两个大局”当中来考虑，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二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坐标体系是大学进行战略谋划最基本的考量因素。从复兴全局来看，当前全球科技变革速度加快，创新成为现代化全局的核心，我国一流大学要能够在未来支撑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人才中心和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努力在教育科技领域做出引领性创新，推动科技和人文加速交融，促进学科交叉会聚，进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支撑整个社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同时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中国话语，助力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其中的每一个命题都值得大学深入思考。在百年变局当中，世界正面临着东升西降的格局变迁，全球化浪潮出现逆流，教育、科技、医疗等领域合作壁垒增加，高校成为思想交锋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科技竞争、人才竞争、资源竞争日趋白热化，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拔尖人才自主培养面临机遇和挑战。这一系列变化都促使我国大学要深度思考战略方向，考虑未来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谋划当前阶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行动和举措，以增强大学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能力。
（二）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寄予厚望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寄予厚望并作出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特别是亲自部署、亲自推进实施了两轮“双一流”建设。2021年中央对中管高校巡视时指出“六个不足”，确实也切中了当前高等教育机构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指明了进一步改进的发展方向。我国高校未来发展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中央有许多战略性判断。
关于一流大学应该怎么建，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和批示指示做出了重要论述。习近平同志早在2003年刚来浙江时，就对浙江大学提出“要始终如一地坚持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不动摇”；2014年在北京大学提出，“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10]；2021年在清华大学指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11]，这充分说明了习总书记对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所寄予的厚望。习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12]，高校要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13]。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战略定位上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14]。更具体地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大学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也有不少论断。早在2005年，他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在浙江大学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就强调高校要把育人放在首要位置。习总书记强调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对培养人才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品德修养、知识见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等方面提出了全面要求。[15]他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关于“培养一流人才方阵、构建一流创新体系”的提法[16]，是对大学提出的比较明确的两个重要任务。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又从人才的角度清晰地阐明，“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培养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17]，要“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18]，这对我国大学提出了新的战略性命题。习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对青年学生也多次提出明确的“时代新人”要求[19]。
关于大学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浙江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要“以服务求发展，用贡献求辉煌”，并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为浙江发展服务，是完全统一的”。习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并指出“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当中成长起来的”[20]。实际上，关于大学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系统思考：扎根中国，大学到底要怎么扎下去，通过什么途径、什么手段、什么方法扎下去，而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以此作为大学制定战略规划的一个导向。
关于大学发展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曾于2005年在浙江大学指出“要从注重规模扩大、外延扩张、设施建设，逐步向注重质量、注重内涵、注重结构优化等转变”[21]。2021年中央听取巡视组报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控制规模，改变外延扩张式的“老路”，更加注重内涵式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关于大学的精神文化、政治保证等，尤其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成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坚强阵地等方面，习总书记已经对中国大学未来的战略选择指明了方向。
（三）一流大学的使命与愿景
大学的使命（mission）就是“大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与所追求的价值，是大学存在与否对于其利益关系人和社会的价值贡献，明确揭示了大学存在的目的、大学的核心价值、大学的信念、大学的原则以及大学的自我定义”[22]。大学使命的首要内涵关乎教育，通过教育使学生具有卓越综合素质，成为领域、国家、世界的领导者，比如哈佛大学的使命在于“为我们的社会培养公民和公民领袖”[23]。其次是要重视学术成果的人类关怀、文明关切、创新引领，并形成相对自由的科研氛围，比如剑桥大学的使命是“通过追求国际最高水平的教育、学习和研究，为社会作出贡献”[24]。再次是要利用各种资源为社区、国家、世界提供多方面服务，比如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使命是“通过在学习、发现、参与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领导地位，改善伊利诺伊州、全国和全世界公民的生活”[25]。另外还要致力于文化的多元包容与传承创新，比如耶鲁大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在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组成的相互依存和多样化的社区中自由交流思想，为今天和未来的世代改善世界”[26]。使命代表了价值追求，将其转化成为大学管理者和师生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战略的谋划和实施才具有灵魂。
大学的愿景（vision）就是“组织中所有成员发自内心的共同意愿，是具体的能够激发组织成员为之奋斗的未来目标”[27]，描述了大学“向何处去”的景象。例如：斯坦福大学的愿景是“创新地使大学能够促进各地人民福祉”[28]；加州大学的愿景是“将为子孙后代的荣耀和幸福作出的贡献甚至超过加州的黄金”[29]；澳门大学的愿景是“以立足澳门，共建湾区，融入国家，走向世界为发展定位，通过以学生为本的优质教育、具国际影响力的重点研究，以及高水平的社会服务，矢志成为一所国际公认的卓越大学”[30]。愿景决定采取的步骤和策略，所以必须要刻画清楚愿景。不同的大学可以有不同阶段的愿景，并非一成不变，大学的建设通常要确立5年目标、10年或更长远的发展愿景。
使命愿景是战略谋划的起点。在进行大学战略谋划与探索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需要始终牢记目标使命，谨记为什么而出发，从而确保在做任何战略选择的时候都不偏移初心，不损伤大学发展的根基。对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群体而言，使命愿景既有个性化的表达，同时也有共性的理解和认识：一是国家责任，即努力在民族复兴中发挥引擎作用，要发扬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养胸怀远大理想的“时代新人”，服务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二是人民立场，即在铸魂育人中彰显教育本质，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大学的人民性的内涵理解，做服务人民的表率，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推进科学与人文共生共存；三是创新贡献，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不断提升社会服务的组织化程度，加快构建新型校地校企关系，持续完善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努力探索特色服务模式；四是人类关怀，即为人类提供智识环境，要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难题，在构建更具共识性的人类价值观、道德观、正义观上发挥作用。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有的使命愿景不管如何表达，都不能偏移育人本位，战略规划也必须围绕人来做。大学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动力、资源和环境。大学亦要依靠优秀师资来完成育人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大学规划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以师生为本。世界很多政府和高校都在反思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英国政府2011年发布《高等教育：以学生为中心》（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白皮书，强调要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31]欧美大学的校园里，学生的楼往往是最好的楼，而学生的活动场所往往放在校园的中心，这是一种理念，也是大学使命在大学规划中的落实和体现。荷兰学者杰尔默•埃弗斯（Jelmer Evers）和勒内•克尼伯（René Kneyber）倡议要把教师放在教学的中心，政府和学校领导都需要专注于支持教师，[32]即通过支持教师来支持教学系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学的战略愿景和战略规划当中不能忘记“以学生为中心”育人体系的建设。
（一）当前大学战略中“育人”主题谋划不足
当前大学发展战略当中，关注更多的仍是办学空间的拓展、科研体量的提升、办学经费的增加、学科的做强做大等，对“育人”的主责主业谋划不足，对师生成长和发展关照不够。问题之一是目标无前瞻，育人的战略目标不够与时俱进，迫切需要厘清“时代新人”的目标内涵。问题之二是标准太传统，习总书记提出来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但大学教育如何改，如何来实现，应制定什么样的标准？这样的标准设置尚未突破传统“藩篱”，呼应人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不足。问题之三是体系不落地，当前的大学育人体系存在脱离实践的问题，战略体系没能贴近教师发展和学生成长需要，对“教”与“学”的激发不足。问题之四是支撑不充分，战略支撑没有聚焦育人，没有形成育人本位的资源保障体系。这些都是大学进行战略谋划和规划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基于“时代新人”的育人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时代新人”具有丰富的内涵，我们不仅是要培养一般意义上的优秀人才，更要造就胸怀远大理想、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体而言，这样的人才应当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质：一是人民情怀，为人民的幸福和梦想而奋斗，站稳人民立场，淬炼人民情怀；二是政治自信，具有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是道德表率，将道德理想融入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道德养成与才能提升的有机统一；四是创新引领，成为引领性创新的先锋，具备科学家精神、过硬的专业基础、灵活的知识运用和创新转化能力；五是担当奋斗，践行“四个服务”“四个面向”，保持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六是全球胜任，具有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推动解决世界发展难题的全球担当，以及成为行业领域精英翘楚的全球影响力。
（三）基于“学生成长为中心”的育人体系
大学的战略规划不是以方便教学和管理为出发点，而是要围绕育人本位汇聚各方资源助推学生成长成才，真正建立“学生成长为中心”的育人体系。一要从学生、学习侧出发，将学生放在大学系统的中心来考虑大学战略和系统设计，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和主体性，构建“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格局，让学生拥有话语权和选择权。二要创新教学范式，推动“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化，重塑知识和能力培养的系统，打通校内知识传授和校外工作实践，实现更高层次的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激发学生自我成长的内生动力。三要强化有使命感的学习，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培养责任意识，开展探究式学习，引导学生主动应对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四要构筑全面发展的完善人格，明确人才培养定位，关照学生未来发展，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有机结合，提供多样化能力锻炼平台，注重跨学科培养。
（四）基于“全面质量观”的育人行动
在新发展阶段，高校要超越“象牙塔”式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主动适应世界科技变革、社会经济发展潮流、人的现代化需要，树立全面的教育质量观，在适应外部需求变化中开展育人行动。一要对学生培养的目标进行重塑，尤其是从时代新人、时代高才的角度，继承我国“尊德性、道问学”的传统，以“问学”为“道”来塑造德性，引导学生实现从追求学分、绩点、深造率向追求卓越转变。二要拥抱产业创新的大潮，构造好人才培养与产业进步的“接口”，实现创业型创新型大学培养方式的变革，塑造文明守望人、创新引领者、创业弄潮儿和大国工匠需要的特质。三要建立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体系，实现“进口”质量提升和“出口”布局优化，匹配、融合人才培养方案与思政教学方案，通过数字化改进教学，实现以学术作为引领的探究式学习方式，建立全过程的质量保证与预警机制。四要走向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中央，探索国际教育范式的系统性重构，拓展教育“在地国际化”，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五）构建师生共同成长的德育共同体
育人的根本在于育德。一流大学要在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基础上，构建德育共同体，形成铸魂育人的长效机制，激发师生共同成长的内生动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每一个人都是德育的责任者和主体。德育共同体，是高校全体成员以共同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认同为基础，以立德树人为共同目标的多元主体的集合。构建德育共同体，不仅仅要硬件一流、学科强大，而且要让师生都成为德育的主体，注重自我德性养成，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形成浓厚精神熏陶，营造德性锤炼成长的良好氛围。德育共同体中的师生都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能够自我建构知识和德性，本科生在学习中育德，研究生在科研中育德，教师在潜心教书中育德，管理者和服务者在做好管理服务中育德。德育共同体强调协同育人，加强共同价值观引导和行为规范教育，突出主体性、实践性、协同性、集体性，互相砥砺、互相帮助、互相欣赏，在团结一致中实现共同成长。
当前，我国一流大学群体正在适应新发展阶段进行战略迭代。所谓“迭代”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升级，因此我国一流大学群体首先要明晰其原有基础，再经过战略路径选择，最终实现战略迭代。
（一）我国一流大学群体建设成效
总体而言，经过“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我国一流大学群体实现了整体崛起，进入了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一批大学在可比指标上接近世界一流的标杆院校。目前，我国大学开始涌现出顶尖成果、一流师资、重大贡献（如量子技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但还没有形成尖峰效应。学术产出的整体量级已经走到世界前列，ESI全球前1‰学科数量快速增长。我国的一流大学群体在科研投入和条件方面整体上已接近美国一流大学，在学位授予、国际教育方面初具规模，办学经费和科研体量也开始有一定的竞争力。
在办学经费方面，图1展示了我国九校联盟（以下简称C9）与美国大学协会（以下简称AAU）在办学经费指标上的比较数据，我们可以看到AAU高校和我国C9高校办学经费都在逐渐增长，我国大学办学经费绝对数尚未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虑购买力平价，我国C9高校全年可使用经费则已经接近AAU高校的平均水平。
在ESI收录方面，图2显示，我国C9高校与AAU高校的论文总被引量还有差距。但是，实际上我国C9高校ESI收录论文被引用比例已经超过AAU，论文总被引量正在缩小差距甚至接近AAU水平。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评价体系中，从知识转移（成果转化）指标来看，我国C9高校的成果转化收入已经超过AAU的转化收入。
在自然指数方面，现在我国C9高校的自然指数均值已经在全世界领先，C9高校在《自然》（Nature）期刊上发表的很多文章都是领先的，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领域。近几年，我国大学在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方面的进步速度已经超过美国大学，根据U.S. News全球排名变化（按平均数比较）来看（图3），AAU高校从2018年平均第79位下降到第95位，我国C9高校则从平均179位上升到126位。
表1选取21所世界四大排行榜前30位的高校，与我国C9高校部分关键指标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分析。表中显示我国大学已经超过其他国外大学的指标有师均授予博士数、授予博士总数和商界投资收入，高于门槛值但低于平均值的有高被引科学家数、生师比、国际学生数、雇主声誉、办学总经费、科研经费。从科研质量相关指标来看，我国C9高校的论文总数高于这些样本高校的门槛值、低于平均值，实际上已经基本接近这些大学的平均值，篇均被引次数也比较接近。表中红色数字显示我国C9高校在这些指标上均低于TOP大学相应指标的门槛值，如N&S论文数、ESI高被引论文数、ESI高被引论文占比、Top1%论文占比、TOP10%论文占比、国际合作论文占比等，这些指标均是与大学发展质量相关的关键指标。表1的数据总体显示，我国大学目前仍然主要关注数量问题，在数量上追赶TOP大学，在内涵、质量、贡献、声誉这些方面仍与全球TOP大学存在较大差距。
（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选择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多种多样。欧洲大学属于“早生内发型”，一直以来秉持“修养”“科学”“自由”等为精髓的古典大学观，底蕴深厚、国家支持，保持探究“高深学问”的传统。美国大学最早表现出实用主义文化，与欧洲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特点相比，更强调服务社会，如威斯康星大学等，美国大学的特点突出表现为科技领先、学术自治，得益于收割经济发展红利和全球人才红利。亚洲一些大学属于“后发外生型”，如沙特阿拉伯此类资源丰富、资金充足的国家，或者我国香港地区，亦产生了一些后发比较好的大学，这些大学往往凭借资金优势，集中力量瞄准前沿组织科研工作，得以迅速在全世界建立声誉。还有一些大学发展模式，如美国、欧洲产生了一些颠覆性另类大学，像密涅瓦大学（Minerva Schools at KGI）的特点是沉浸式的全球化体验和现代化的课程设计，奇点大学则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培养未来科学家为特色。这些丰富的模式为我国大学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让世界看得见，必选路径是规模和体量的快速增加；第二阶段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让全世界都觉得我国一流大学群体发展很快，此时路径选择是内涵与质量，强调育人质量和研究质量、服务质量；第三阶段是达到世界顶尖大学水平，需要让世界认为我国一流大学强，关键要看贡献和声誉，能否推动科技进步和文明发展。我国一流大学群体在经过20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正面临着全球竞争加剧、政策红利弱化、发展速度减慢、内生动能不足、资源保障出现瓶颈等现实挑战，依靠原有路径难以实现战略突围，必须走出舒适区，寻求新突破。
我国一流大学当前选择的战略发展路径，是从“看得见”到“觉得快”到最后“认为强”。为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一流大学通过政策驱动和资源拉动实现跨越发展的路径选择，这是我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前列、达到顶尖水平的必经阶段。我们已经达到了让国际同行“看见”的预期目标，但让同行“认可”或“尊重”，仍有较大的距离。世界一流大学通常具备基于使命愿景的强大驱动力，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卓越教育体系，令人尊敬的顶尖师资队伍，引领世界的创新策源能力，开放交融的发展空间和保持学术纯粹性的文化底蕴。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一流大学群体面临量的优势如何稳住、强的指标如何突破、整体声誉如何提升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必须要加快理念创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实现稳量提质、战略迭代、动能激发、守正创新，为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中国方案。
因此，当前的重大课题是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独特发展道路，其道路内涵就是扎根中国大地勇攀世界高峰。一是举旗定向，明确办学的指导思想和使命愿景，坚持用世界一流大学的高远目标凝聚人心、统一思想、鼓舞斗志。二是扎根铸魂，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培养一流人才，让学生真正到祖国各地能够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去，扎根到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去培养“时代新人”。三是创新策源，构建开放的创新型大学建设格局，在国家战略牵引下开展引领性创新。四是高原筑峰，谋划战略科技力量，实现解决国家需要与走向世界前沿的辩证统一。五是服务导向，服务社会、服务区域、服务国家，与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扎根中国构建办学体系。六是党建引领，以党的领导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三）战略迭代：浙江大学经验
近年来，浙江大学提出“四个更加”（简称PEAK）的战略导向：“更高质量（Premium）”“更加卓越（Excellent）”“更受尊敬（Admirable）”“更有梦想（Keen）”。“更高质量”是指主动适应新发展格局，在教学、科研、服务的质量上有重大提升，建设高质量办学体系；“更加卓越”是指努力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先锋性、超越性、时代性的重大原创成果；“更受尊敬”是指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学科有声誉、学者有地位、学生有贡献，受人推崇、赢得口碑；“更有梦想”是指在现代化征程中，努力站到世界前列去，葆有理想、情怀、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遵循“四个更加”的战略导向，需要在学科发展和创新范式两方面推进战略迭代。
一方面是学科发展迭代：从知识体系的被动规训走向主体建构。大学战略的迭代首先是从学科开始，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开放布局，进而实现大突破。学科原先是知识规训的组织形式，但被动建设容易走向封闭和自我循环，要走向在更高层面上对于学科的主体性建构，认识和发展面向未来的学科。一是加强方向凝练，向大时空、跨学科、直面人类重大问题的研究领域进行研究拓展，通过“人才+平台”的方式实现学科升级。二是加强引领性研究，主动策划参与国际、国家的重大科学计划，在战略性、原创性、颠覆性突破上作出重要贡献，解决国家的重大战略问题。三是加强学校顶层设计，调整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结构，适应科技和时代潮流。四是不断优化完善院系结构、学科结构、专业结构，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流动，促进交叉融合新增长点的产生。五是勇于在学术目标、价值导向、技术路线、考核评价标准上分类施策并实现导向迭代升级。六是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学科的自主构建。总之，学科的发展，既要调整结构，又要紧跟时代变化，瞄准国家重大目标，瞄准国际领先领域，促进交叉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学科发展范式的转型。
另一方面是创新范式迭代：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立足新发展阶段，传统的路径难以适应全面创新的时代要求，高校依靠原有创新范式难以实现战略突围，必须推动创新范式迭代。一是创新理念，强调引领性创新，高校作为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科技第一生产力的结合点，肩负着培养创新人才、引领性创新和推动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使命。二是创新结构，探索有组织的创新，特别是面对“两个大局”的紧迫形势，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应在继续保持自由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有组织的创新，以国家级平台为牵引，形成以学科—人才—科研“三位一体”的学术组织为主干、以高能级地方合作平台为拓展的新型创新架构。三是创新机制，关注协同激励，赋予重大团队负责人更多的资源调配权和考核自主权，进一步释放动能活力。四是创新生态，促进开放共荣，学校与区域之间互为依托、共生共荣，同时链接全球资源，携手世界一流科教机构和企业共同打造卓越创新生态。大学与区域之间的合作要从资源需求驱动升级为主动进行战略引领，由项目合作转变成平台合作，从协议合作转变成深度实质性合作。
我国大学目前正在不断走向规治，但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尚未完全成型。形成一流大学治理体系的关键是适应一流大学建设的需要，构建完善的组织体系，锻造具有胜任力的骨干队伍，激发组织成员的内生动力。具体来讲，需要突出五个“治”：政治，就是强调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属性；德治，就是打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德育共同体；法治，就是加快完善依法治校体系，探索推进科学完备的现代大学制度；共治，就是建立师生、校友、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校院治理结构；智治，就是推动大学治理向现代化、精准化、集约化、人性化方向发展。现代大学治理可以通过五“治”并举来规划治理体系，实现人才队伍、组织体系、资源体系和精神文化的重塑。
（一）人才队伍重塑
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是人才队伍，以及由此构成的组织体系、资源保障。大学的治理需要按照“使命引领”的战略导向系统重塑人才队伍，围绕使命愿景凝聚人、培养人、成就人，打造具有家国情怀、全球担当、德性格局、竞争开拓、唯实惟先的干部人才队伍。一是重塑德性要求，要看得清大局、大势、大事，看得清自己、他人、集体，看得清义与利、情与法、权与责。二是重塑胸怀格局，要有服务大局的韬略与气魄，整合资源的眼界与格局，培养习总书记倡导的“六大思维”①。三是重塑平台领导力，储备适应创新平台生长的人才，构建以首席科学家为核心的人力资源圈层。四是重塑增强国际组织力，提高干部人才全球胜任力，提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五是重塑结构功能，引育战略科学家，汇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队伍，培养卓越工程师，优化年轻干部队伍培养的“源头活水”。六是重塑发展生态，尊重不同背景人员发展需要，形成相互欣赏、包容、互鉴的价值导向，公平公开公正的学术环境，以才引才、以才育才、近悦远来的良好生态。
（二）组织体系重塑
在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进程中，大学组织具有创新型组织的特点，要保持战略视野、优化组织生态，保持足够的组织张力、合力和活力。组织体系的重塑一般包括组织的变革、治理的创新、布局的优化。一是推动进化型组织变革，如适应交叉会聚需要打造新颖学术组织、适应战略谋划需要创新党政管理组织、适应精细化服务需要做大服务体系、适应数字化改革需要开拓新型治理空间。二是深化改革推进治理创新，如通过“一院一策”改革、设立学术特区等激发基层组织动能，适应开放治理需要探索“四不像”②创新平台体制机制，适应国际化办学需要推进国际校区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协同治理。以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为例，其组织重塑的方式是将部分学科和实验室迁移到科创中心，与产业形成紧密联系，人员聘用也打破原有事业编制的模式，形成事业编制、企业编制、单位聘用等多元联动，以新型研究院为主，首席科学家制度为主导，突出科研决策的产业需求导向，举措和制度都按利于创新的实现进行设计。三是着眼未来需求优化布局，主要体现在完善办学体系和创新平台，构建新型校地校企合作关系，优化社会服务布局及教授带动产业的社会服务模式，完善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开放治理体系等方面。例如在国际化办学方面，以往许多国外大学在我国合作办学都是以外方为主，国内学校较缺乏发言权，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则采用“以我为主”方式，选择与全世界（专业）排名前列的大学合作，如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创办联合学院，实现“在地国际化”；对学生的培养遵循“以我为主”的方式，培养目标立足中国、融合中西、放眼全球；教学质量通过双方互认，与合作伙伴共同设计开发面向未来高等教育的全新课程体系。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情境下，大学的组织体系重塑还包括党的领导和党建系统重塑，即通过党的领导实现有灵魂有方向的发展，切实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营造团结奋斗的和谐稳定环境，为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政治保证。学校党委发挥功能重在：一是把方向，坚持用新思想举旗定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明确战略导向，确保政治安全和校园安全；二是管大局，坚持党管办学方向，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高校党建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三是做决策，健全领导班子议事决策机制，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四是抓班子，坚持并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打造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五是带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六是保落实，健全体制机制，确保决策部署落地生根。院级党组织则要强化政治功能：一是抓政治核心，开好党政联席会和党委会，完善工作机制，确保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在院系落到实处；二是抓立德树人，加强思政工作，狠抓师德师风、学术道德和教风学风建设；三是抓干部人才，强化人才引育及其政治把关，通过干部和人才实现高质量平台建设；四是抓改革发展，领导院系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项事业发展，强化党的建设和群团组织建设，做好基层治理和维稳工作；五是抓基层党建，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推进党员发展等；六是抓从严治党，完善集体领导、党政分工负责的工作体系，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健全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作风建设，等等。
（三）资源系统重塑
当前阶段，大学的办学资源已经到了瓶颈期，必须进一步根据国家需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对大学而言，办学资源始终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大学在战略规划中不能不考虑资源，但也不能唯利是图，要服务大学使命。资源是战略保障，但不是战略本身。要实现远大梦想需要可持续的资源来保障，要围绕人的发展来合理配置，要通过发展的人争取新的资源，有效使用资源。筹措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资源、人力资源还是财力资源等方面，都要有新的思路。同时，资源的筹措要构建核心层、紧密层、合作层的有序格局和风险防范机制，使资源供给各方都能够在整个体系里面充沛而稳健运行，为学校发展的使命目标服务。重塑大学办学的空间资源系统，要盘活内部资源、拓展外部资源、优化资源管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建设与国际接轨的软硬件环境，增强校园生活的品质感和体验感。重塑大学办学的人力资源系统，要运用更开放的机制来筛选合适的人，探索更多类型进行混编，形成层次分明、生态卓越、通道顺畅、富有活力的人力资源体系。重塑大学办学的财力资源系统，要增强学校的财源拓展能力，提升投入产出比，建立有竞争力的薪酬保障体系。
（四）精神文化重塑
大学精神是引领社会风尚的“灯塔”，是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系列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是大学的灵魂，新的时代和使命必将赋予一流大学崭新的精神面貌。大学精神体现于大学文化，在文化涵育、文化引领和文化传承中得到全面彰显。文化涵育关注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办学治校等应具备的气质；文化引领聚焦大学精神的溢出效应；文化传承强调坚守道德规范和创新伦理。师生校友是大学精神最直接的践行者，共同传承并创新一所大学的文化基因。学校要不断厘清大学精神文化内涵，实现使命愿景、大学精神、校训校歌、行为规范的有机融合，形成较为全面的大学精神文化基因库。当前阶段，要强调大学精神的坚守与弘扬，不受不良风气的侵蚀，“只问是非，不计利害”，领社会风尚之先，而不是随波逐流、走向庸俗。
大学精神不能仅停留在大学标识这些符号的设计上，需要系统化的表达体系，并在一流大学建设中不断呈现和丰实。一要重视文化规划制定，加强对大学文化建设的战略谋划，统筹协调文化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二要加强文化校园建设，创建自然美、人文美与科学美和谐发展的校园文化环境，挖掘大学精神文化的育人功能。三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打造适应时代特征的网络文化产品，构筑全方位的大学文化传播矩阵。四要建立符号标识系统，建立校园文化标识形象识别体系，打造立足自身、面向校友、辐射社会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五要完善文化交流空间，优化文化空间的布局，全面提升办学空间的人本性。六要维护社会公共关系，打造校友文化品牌，营造良好的公共关系，建立新型大学筹资体系。
通过加强战略谋划与规划，我国一流大学群体一定能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在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加快实现整体性崛起，在人类文明演进中作出独特贡献。
注释、参考文献 略
本文根据作者2021年11月8日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报告整理
任少波.强化战略谋划与规划 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J]. 科教发展研究，2022，2（1）：16-43.
REN Shaobo.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Planning to Build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Studies, 2022, 2(1): 1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