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变革和发展。从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到信息化，教育理念、目标、内容、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信息化向数字化的飞速发展催生了通过人机协同优化教学过程与促进学习者发展的智慧教育。智慧教育包括相互融通的学习场景、灵活多元的学习方式和富有弹性的组织管理，是数字化时代教育的新形态。2022年年初，我国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成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44000条基础教育课程资源、6757门职业教育精品课程、27000门高等教育优质慕课和实验课，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有效推动了教育均衡发展。2023年，我国相继发布《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2022）》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指数报告（2022）》，智慧教育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中的普及率不断提高。智慧教育基于其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协作性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优势在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实现全域、优质、均衡教育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中国高教学会会长杜玉波在2023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也指出：“数字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未来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将在数字化转型中得以更好实现。”智慧教育时代，高校必须创新高等教育理念、拓展高等教育管理内涵、完善高等教育管理的组织结构，以有效应对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

智慧教育是教育从传统时代走向数字时代的必然选择。智慧教育的开展建立在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升级的基础上，其通过在教育生态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促进教育系统的结构、功能、文化发生转变，使教育系统具有更强的运行活力与更高的服务价值。具体而言，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推动教育组织转变教学范式、组织架构、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等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实现教育优质公平与支持终身学习，从而形成具有开放性、适应性、柔韧性、永续性的良好教育生态。因此，智慧时代，高等教育管理既要重视服务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等，还要重视数字思维。

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数字思维就是以数字的方式认识今天的世界。在数字时代，理论上说，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一组结构化的数字来表达，事物之间的连接也可以通过结构化的数字交互来实现。而且，数字思维不是简单地用数字来想问题，而是以数字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经济为引擎，系统而不是局部地认知事物、配置资源，重构价值的整体思维、生态思维。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重视数字思维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意识。高等教育管理者要有强烈的数字意识。高等教育管理者在工作中要养成记录数据的习惯，发现、收集、整理数据，然后从数据中发现问题，运用数据分析和解决问题。二是数据的结构化。知识在头脑中如果杂乱无章，就发挥不了作用，只有在自己头脑中形成结构，才能发挥作用。数据也是一样，只有形成了结构，才能起到作用。数据结构化的过程首先是对杂乱的数据进行归纳、整理、递进、拆解、完善、补充，形成核心论点；其次是进行结构拆解，形成分论点；最后是找出其中的因果、依赖关系。三是赋能思维。智慧教育涉及教育系统要素的角色以及要素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教育环境、教育策略以及教育手段的重新定义，需要每一个教师、学生参与。因此，智慧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者在利用数字技术过程中要有赋能思维。赋能主要包括善于授权，激发师生的能量；创设师生发挥自主性的可能空间；调动师生积极性，引导其做正确的事。此外，数字思维还包括破界思维、协同思维、产品思维、技术思维等。

在智慧教育中，数据分析技术为科学教育决策提供了依据，大数据的应用让教育治理执行机制更加精细化，实时数据反馈使教育治理监督机制实时化，数据共享推动教育治理协调机制民主化，数据推送驱动教育治理服务机制人本化。因而，数字技术推动教育范式的变革从“供给驱动”走向“需求驱动”，适需服务是未来教育治理的基本特征之一。“管理就是服务”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智慧教育的实施更需要确立服务理念，以需求为导向，提供适需服务。教育系统的需求是多样、多层次的，如人类社会需求、国家战略需求、社会人才需求、师生发展需求等，只有适需服务，才能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的。在高等教育管理中，重视适需服务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出导向。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着人才市场的需求，数字天生职业、数字赋能职业、数字衍生职业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一些普通职业，如售票员、普通银行职员、外语翻译、专职司机等正在逐渐消亡。大学的专业设置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唯有社会需要才办专业。因此，高等教育管理者应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和预测，不仅要根据社会需求适时停办或增设一些专业，还要通过预测超前探索一些新专业。相应地，人才培养体系也要进行改革。二是智能化服务。智能化服务是指能够自动辨识用户的显性和隐性需求，并“主动、高效、安全、绿色”地满足需求的服务。具体而言，智能化服务是通过智能实现按需和主动的服务。在智慧教育中，高校管理者首先要捕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原始信息，通过后台积累的数据构建需求结构模型；其次要进行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主动为师生提供精准、高效服务。三是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教育起于数字化，成于数字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化时代社会需求差异性的不断增加，教育已从规模化教育走向生态化、分散化、网络化、生命化的个性化教育。而且，数字化为个性化教育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在数字化时代，个体通过信息的形式来实现自我表征或构成；教育对象处于情境和关系之中，大数据必然包括对这些具体关系或情境的认识。同时，任何个体都可以将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数据化，并发布于互联网，这些数据将成为知识的重要来源；任何个体也可以通过相应渠道或技术获取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大数据的超大规模性和精准化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现代技术条件和理论支撑。面对个性化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者必须提供个性化服务，这种服务同样也必须以大数据为基础。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个性化服务要尊重每一位教师、学生，热爱师生，让师生对管理者产生信任感；要了解师生的不同需求，不仅要了解师生所想，还要预测其未想；要开展差异化的定制服务，以满足学生不同需求，使其在个性化教育中健康成长。

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工作，或者说胜任需要人的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方面已成为可能，如“算法”的发展。算法是一个可以将计算机的信息处理和人的认知联通起来的概念，可被视为一种新的认知表达方式，它将自然语言的表达和机器语言的表达联系起来，从而使得人脑的认知功能和机器的信息处理功能联系起来。继而具有智能、能够半自主或全自主工作的机器人应运而生，形成了人际、人机的复杂关系。人机协同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工作模式，对高等教育管理带来了挑战，高等教育管理者必须转变观念，清晰认识到以下两方面，进而更好地实现人机协同。一是管理的双主体。以往管理的主体是人，数字时代高校逐渐形成人机双主体共存的管理模式。人机共存将是智能社会的典型特征。人机不仅要共存，还要有合作，人和机器共享同一个工作区域，但是各自开展不同的工作。如何面对人机双主体，最大程度发挥双主体的作用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重要问题。二是人机各自的优势。机器善于通过庞大的数据集作出明智的决策；人则擅长用较少的信息作出决策。人们可以将大量的数据计算以及演绎、归纳、类比等推理的事交给机器，需要选择、决策、评价的创造性工作则需要由人来承担。

当然，人机共存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现如今所有人仍无法清晰地预测人工智能将带来的各种潜在影响，若仍由它们发展到某种极致状态，人类将面对无数依赖数据并由算法驱动的智能器械，以及一个不受伦理或道德规范约束的社会。高等教育管理将面对人机共存带来的生存、伦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树立新的观念，并逐步去研究、解决。

相对于传统教育，智慧教育的教育模式、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均发生了重大变革。为此，智慧教育时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内涵将随之进一步拓展，主要表现在重视数据治理、环境再造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需求。

数字化的基本理念是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通过挖掘现有数据来创造新的价值，以发挥技术生态系统的全部潜力，实现更高层次的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数据不仅是重要的资产，而且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智慧教育的有效推进需要高等教育管理者关注数据，重视数据治理。院校数据治理包括对数据的治理和用“数”来治理。无论是对数据的治理还是用“数”来治理，管理者在数据治理中均要注意以下事项。

一是数据获取。数据获取是数据治理的前提，智慧教育的有效开展首先要有数据。数据获取中涉及一系列问题，如面对海量数据如何辨别进而获取“有用”数据；如何通过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手段生成有效数据；如何将学生学习的需求、兴趣、状态、情绪等转换成数据；如何破除长期形成的“信息孤岛”，使数据连接、流动；如何开放接收外界有用数据等。这些问题仅靠师生自身无法解决，需要依靠院校管理人员。

二是数据使用。数据的使用范围取决于高校数据治理中分配的安全级别。数据治理过程中，高校要制定相应的制度，确保学校数据不被乱用，在法律和道德的允许范围内保护个人隐私。同时，高校还要制定相应的对策，鼓励师生积极使用数据，充分发挥数据应有的作用。

三是数据集成。数据集成是数据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是指数据在信息系统中被同化的能力。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接口对接是将数据从一个系统移动到另一个系统的标准实践，以简化跨系统的流程，有助于有效使用数据，充分发挥数据应有的作用。数据集成的水平取决于数据的完整性和数据模型的开发程度。

除此之外，数据治理还要做好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定数据治理战略规划，包括明确院校数据治理的背景、制定战略规划的目标、构建成熟度模型、优化数据标准等。二是构建数据治理组织架构，一般分决策层、统筹层、执行层。有高层领导参与的数据治理委员会可作为决策层；统筹层即专门负责数据治理日常运行的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实施数据治理计划和监督数据治理工作；执行层即各业务部门，主要负责制定部门数据治理规划并与学校数据治理目标保持一致。三是建立数据管理标准，以确保机构数据具有高度的完整性，关键数据元素可以跨职能部门和电子系统集成，以使教职人员、院校研究人员和学校管理层可以依靠数据获得信息和决策支持。

智慧教育具有大规模、灵活性和个性化等特点，在教育形态上将发生重大变革：学习模式将从固定地点、固定时间的学习转变成不受时间和地点约束的灵活性学习；教学方式将从传统的单一知识传授变成互动式教学；授课形式将从一群教师在围墙内的固定教室讲授逐步发展为教学资源在云端的知识大平台传播。这就要求学校布局、学习场所、网络学习空间等实现环境再造，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要彻底改造课堂，创建智慧教室。智慧教育仍然离不开师生共同交流、研究的场所。但现在多年不变的“秧苗式”教室不利于数字化教学的开展。课堂改造要利于适应教育的工具形态、知识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整体变革，将“以知识灌输为中心”的教育平台转化为“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智慧学习平台。为此，智慧教育不仅要将“秧苗式”教室变为对称式、多组圆桌式教室等，而且要与各类智慧教育平台相连接，便于师生创建知识图谱，开展深入学习。如可汗学院推出了教学学习平台，将学生要学的知识精细切割为上百个知识点并可视化为由549个小格组成的“任务进度”图，学习者不仅可以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并自由选择想要学习的知识点，还可以通过练习或测试提升对某一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二是要创建供全校师生自由使用的公共学习空间。美国大学的学生资源中心、日本大学的学生支援中心属于这类公共学习空间。作者曾到美国、日本多所大学考察，发现这类公共学习空间是在一栋大楼之中建设多种设施，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研究室等多功能于一体，师生根据需要，单个或多学科人员一同学习、合作研究，进而实现共同进步。以此为借鉴，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应积极探索公共学习空间的建设模式，为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实现个性化学习，并取得最大学习效果创设有利环境。

三是要改造校园空间。校园空间具有情境性，师生在不同的空间会有不同的体验和感受。正如《荀子·劝学》所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大学校园要建造与其他社会机构不同的建筑、设施，以营造教育的情境。西周中央设置的辟雍，圆形校址，围以水池；后世太学、国子监、弘文馆、书院无不注重教育空间的设置，后人进入古人留下的教育空间，也无不肃然起敬，深受教化；现代大学的礼堂、图书馆、教学楼、树林、草地、人文景点也无不具有教育性。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智慧教育的深入推进，现在的校园空间建设已显落后，满足不了智慧教育开展的需要。突出问题是有些校园布局杂乱，如教学区、职工生活区混杂，人流、车流同道；校园设施孤立，学生宿舍仅供学生休息，食堂仅供师生进餐，吃饭时拥挤不堪，平时偌大食堂空无一人；整个校园缺乏现代气息，没有供师生运用信息技术开展交流探讨的场所。高等教育管理者要积极谋划，重新设计校园布局，改造校园空间。未来的校园空间要成为学习无处不在的数字校园空间，使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能获得所需的任何信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支持学生开展协作学习、深度学习。

智慧教育涉及教育教学、教育科研、教育管理的方方面面，是教育范式的变革。从教育管理来看，重新设计相关制度十分必要，建立良好的制度是推进智慧教育的重要保证。

一是人才培养制度。智慧教育与传统教育相比，培养目标由注重学生知识掌握转向注重学生智慧开发；教师的教学方式从整体教育转向个性化教育；学生的学习方式更为强调深度学习、跨学科学习、无边界学习；学习环境创设强调全面感知的学习场所、灵活创新的学校布局、深度交互的网络学习空间等。智慧教育时代，为了更好地推动教育实践，人才培养制度也应该进行相应的完善，如重新确立人才培养目标、标准以及课程体系，修订学位授予条件，完善学习考核、评价制度，制定灵活的选专业、选课程、学分置换等制度，以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培养。

二是教师管理制度。智慧教育需要人机协同，适合机器做的事，如重复性、单调性、例规性的工作让机器去做，适合人做的事，如创造性、情感性、启发性的工作由人来做，但人机协同的实现主要靠教师。智慧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知识灌输，而在于智慧启迪，需要进行教学方法的根本改造，如实行面向班级的差异化教学、面向小组的合作研创性学习、面向个人的自主适应性学习、面向群体的互动生成性学习等，这些都需要教师去创造。智慧教育还需要教师熟练掌握信息技术，善于从校内外网络、智慧教育平台获取有效信息、数据，并灵活运用。这就对教师的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不仅要掌握本专业的知识、理论，而且要掌握信息技术，并能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智慧教育的开展要求教师自己首先要有智慧。为此，高等教育管理者要相对应地改革学校教师管理制度，特别是教师聘用、考核、晋升、评价等制度，使之适应智慧教育的要求。

三是决策制度。高校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决策。现代大学是一种规模宏大、组织复杂、功能多样，对社会负有多种责任的特殊组织，而且政府已赋予大学很大的办学自主权，很多重大问题需要大学自己作出决策。进入智慧教育时代，大学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如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观的确立、技术手段的支撑、智慧环境的创建、智慧教学和智慧评估的开展，以及相应的师资队伍的建设、制度的建立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决策。同时，数字技术又为科学决策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以数据为基础的循证决策成为可能。一方面，人工智能平台及系统能够进行教育全过程、全主体、全阶段的数据监测及统整，帮助发现高校教育系统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在教育权益权衡、人力激励及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提供精准教育决策的教育资源服务。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中的人机协同有利于实现用“智慧”连接数据、行为和结果。“智慧”的产生依赖数据的基础性作用和对因果关系的探寻。人机协同可以实现“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全程连接；数据仓储和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实现“数据信息知识”的转化；自适应技术、情感、计算等智能技术为实现科学教育决策提供了可能。高等教育管理者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对数字技术发展导致的智慧教育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决策，形成科学决策制度。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决策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决策支持，科学决策必须要有决策支持。院校研究运用数据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能够为高校决策提供支持。智慧教育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需要通过院校研究去解决；数字技术为院校研究的开展创设了有利条件。智慧教育时代，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要十分重视院校研究。

数字化转型要求改变组织流程，创建新的组织形式、结构，从传统治理模式走向数据治理模式。技术与组织的关系十分密切，新技术的出现必然要求组织形态、结构的变革。关于技术与组织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技术决定论，即技术引入组织后会重塑组织结构或影响组织结构变迁；二是社会对技术的建构理论，即组织既有的结构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技术创新；三是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即技术与组织之间是相互建构的过程。不论从何种理论、角度分析，智慧教育、数字技术必然要求高校组织结构的改变。传统的组织结构主要是科层制，其形态是纵向一体化的职能结构，强调集中协调的专业化。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快速实现信息共享，增强组织对环境变化的感应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通过计算机和“集群式”的方式传递指令，达到快速、准确发布指令的目的，避免失真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科层制显然不能适应组织的运转要求，需要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扁平化组织的特点是以工作流程为中心而不是以部门职能来构建组织结构；纵向管理层次简化，削减中层管理者；资源和权力下放于基层，受顾客需求驱动；运用现代网络通信手段，实现目标管理。根据目前高校状态，我们需要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教育管理的组织结构。

管理中典型的组织结构形式主要有职能型组织结构、项目型组织结构和矩阵型组织结构。职能型组织结构采用标准的金字塔式组织形式，任务由各职能部门承担，是我国企事业单位中最为普遍的组织形式，高校亦如此；项目型组织结构采用单目标垂直组织形式，组织中的部门完全根据项目任务进行设置，如风险管理部门等；矩阵型组织结构介于职能型和项目型之间，是一种由纵横系统交叉形成的复合结构，纵向是职能系统，横向是为完成某项任务而组建的项目管理系统。由此可见，矩阵型组织结构能够消除直线职能型横向联系差、缺乏弹性的弊端，是在垂直形态组织系统基础上增加消除横向领导系统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

在矩阵型组织结构的创建中，高等教育管理者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根据任务需求有组织或自发地形成项目组，将项目组纳入组织结构，并赋予其一定权力。二是要打通职能部门和项目组之间的关系，强调职能部门为项目组服务，加强交流沟通，实现人、财、物的有效配置。三是要创建项目组之间的沟通机制，加强交叉管理，促进资源的有效流通和合理调配。四是要加强对项目组的管理，帮助项目组明确自己的方向、目标、任务和成果期望，提高项目的执行效率。五是要构建“开放协同”的组织文化，如文华学院营造了“围绕共同目标，通过共同创造，达到共同发展”的组织文化，在相互对话、共同创造中增进理解，以形成共同的发展目标和价值愿望。这些都需要高等教育管理者进一步去探究。

随着智慧教育、数字技术的发展，高校各类项目迅猛增加。如围绕某一科研任务，高校管理者可组织相关科研人员组成项目组，负责从项目申报直到完成的系列工作；围绕教学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高校管理者可组织专业教师、管理者组成项目组，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围绕学科竞赛，高校管理者可选择相关项目，并组成项目组，完成竞赛过程中的各类事项，直至竞赛结束；围绕培养学生的某种能力，高校管理者可引导教师组成项目组，在全校招聘学生，对学生相关能力进行系统培养；在创新创业中，围绕某一产品开发，高校管理者可引导师生共同加入项目组，研制产品，有的还可进一步组建公司，对商品进行研发；等等。项目组具有学术性、随机性，以及跨学院、跨学科等特征，需要课内课外相结合，师生共同参与。项目组已经成为师生教学、科研、学习的重要学术组织，但现在仍游离在高校治理的组织结构之外，没有成为治理单元。目前，高校的治理单元仍然是院系、教研室、学生班级等。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智慧教育、数字技术的转型，高校管理者在创建矩阵型组织结构的过程中要将项目组纳入治理单元。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高校要将项目组作为治理单元纳入组织体系，承认其地位，赋予其权力，给予其经费支持，并纳入预算。由于项目组涉及教学、科研、经费、人力等多方面，高校要建立相应的委员会或职能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管理。这是一个新事物，也是创建矩阵型组织结构的关键，需要努力探索。

信息化是数字化的基础，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升级。数字化时代是后信息时代。信息化的作用是提高效率，延展人类的能力。数字化是利用信息技术颠覆传统，在虚拟数字空间重构和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信息化，根本谈不上数字化，但是没有颠覆传统模式的信息化，就不能算作数字化。我国高校管理机构目前大多还属于信息化管理机构，如现有的网络与计算中心等机构主要负责校园信息化设施与网络运行、部分数据的收集与管理，其他职能部门都仅涉及学校业务信息化运行的某一方面。因此，高校应以建立数字化管理机构为目标，对现有信息化管理机构进行统筹升级，全面负责高校数字化建设。高校数字化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在有高层领导参与的数字化建设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学校数字化战略规划与制度规范的制定以及标准体系的建构；负责数字化建设项目的全流程管理；承担数据资源治理体系的建设与管理；负责校园网络安全的归口管理；负责指导各单位数字化建设；制定考核评估体系并组织实施；等等。

数字化时代，教育是人类应对人工智能的根本力量。教育进入智慧教育阶段是人类教育发展的必然。通过智慧教育培养人，充分发掘人的潜能，变知识教育为智慧教育，相应高等教育管理的转型与变革是关键。如何确保每个人都能公平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如何有效利用现代化工具提升教学效率，这些都是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提高管理效能的努力方向。高等教育管理者要应时而变，开阔视野，创新思维，积极应对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提高管理效能，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而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早日实现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