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侯庆敏｜经济需求视角下日本的大学科研模式与运行机制分析
摘 要：日本的大学科研实力一直处于世界较为领先地位，从经济需求视角分析日本的大学科研模式与运行机制，更能领悟其独到之处。日本的大学科研具有典型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特征，以经济需求为纽带，大学基础科研形成了经济需求导向下受经济需求约束、激励和保障的外部运行机制。在经济需求影响下，日本的大学科研在寻求行政和学术平衡的科研自治、设定迎合经济需求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产出和转化满足经济需求的科研成果和科研能力三个层次上，由投入产出要素运行的基本轨迹与组织管理结构发挥的机能共同形成内部运行机制。日本的大学科研模式和运行机制，体现出了科研的主动性与弹性，但也面临现实的挑战。
关键词：经济需求；日本；大学科研；巴斯德象限；模式；运行机制
二战后日本基础研究实力薄弱，通过引进外来先进研究成果和技术，实现了经济上的突飞猛进，迅速成为工业大国和技术强国。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幅增加，大部分大学出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果源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其大学期间的科研种子在发芽、成长，非短平快产物。“诺贝尔奖井喷现象”主要是来自日本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时代红利，也就是日本的大学科研与经济需求密切结合而产生的结果。这里提到的经济需求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大学及其所属的科研团队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所产生的经济需求，二是企业及市场希望通过与大学科研开展合作来满足的经济需求，三是国家和社会随着时代发展对大学科研所要求的经济需求。本研究从经济需求的视角出发，对日本的大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进行分析，解析日本的大学科研模式和运行机制。
一、经济需求视角下日本的大学科研模式
（一）对经济需求与大学科研模式的理论分析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科研已经逐步向“科学研究-经济”的架构发展，中间面临着科研成果到产业化断层的“死亡之谷”。基础研究强调“学术”，增加人们对知识和科学的探索，与“基础、根本”“好奇心驱使”等相关；应用研究更注重“技术”，出发点是解决问题，改善现有的技术条件，关注“效益”“应用”。大学科研人员的论文、专利与经济需求的适配程度越高，进而越有可能被应用到合适的商用领域。
1. 以经济需求为终点的一维线性科研模式。1945年范内瓦·布什提出了一维线性科研模式，认为“应用研究总是排斥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不会受困于应用研究的目标而失去自主创造力，所以基础研究是以追寻科学真理为动机的，与满足实际经济需求的应用研究相分离。
一维线性科研模式可以表示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经营。基础研究阶段强调科学的真理性，内在张力是认识世界；应用研究阶段验证基础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内在张力是经济效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目标及内在张力存在固有矛盾，满足经济需求、获取经济收益是一维线性科研模式的最终归宿，但不是基础研究阶段追求的目标。
2. 经济需求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的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在实际生活中，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发展并非都是呈线性特征的。美国学者司托克斯于1997年提出了二维四象限科学研究模型，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的，追求真理与实际应用可以并存。
二维四象限科学研究模型把研究起因分为以实际经济需求和发展前景为目标（横向）、以求知为目标（纵向）的两个维度，从而形成四个象限。（见图1）第I象限表示由实际应用出发进行的基础科学研究，既认识世界又考虑应用目标。为纪念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而命名为巴斯德象限。第II象限是纯基础研究，单纯由求知欲出发而不考虑实际应用的科学研究，命名为玻尔象限。第III象限既不追求科学解释也不以实际应用为目标，强调研究者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整理，命名为皮特森象限。第IV象限是产业化应用研究，考虑商业目的和技术需求，命名为爱迪生象限。司托克斯所创的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受基础研究目标和应用研究目标的双重影响，跳出一维科研模式框架，体现出了科学研究的非线性特征，以经济需求为目标，在科研成果应用上满足经济需求，将经济需求贯穿于科研始终。
（二）日本巴斯德象限大学科研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著名学者吉川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从日本宏观经济总需求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要开拓经济增长新领域，就要正确把握经济需求及对各投入要素的影响。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力资源供应不足，相比较盲目增加资本和劳动力，更应该靠创新促进宏观生产供给，刺激需求端的新市场。所以日本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就要制定出具有任务导向性质的科学技术政策，催生投资领域需求市场的扩大，创造出新的产品，增加需求端产品供给，从而实现这些领域的技术革新，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参与主体就是大学和企业。随着日本的大学科研与经济需求越来越紧密，大学科研模式为适应经济需求变化而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性。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大学科研在发展中面临新的挑战，包括有关军事的学科被禁止、物资和经费不足、科研人员流失严重等问题。1949年汤川秀树获得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奖，这给大学科研界带来了希望，希望从多方面推进大学科研发展。日本巴斯德象限大学科研模式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界，可分为准备时期和形成时期。
1973年石油危机以前，日本大量引入外国先进技术，对大学科研要求不高，大学科研与企业科研并行发展，巴斯德象限大学科研模式尚处于准备阶段。日本企业大量引进外国技术同时发展自主技术，能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促进了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由于石油化工、电子、原子能等新型产业部门大量出现，对技术的要求更高，所以企业为员工设立专岗进行基础研究。同期，大学大规模扩张，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对大学进行质的变革，培养人才同时增进科研实力，以更好实现大学的职能。
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这一时期大学科研与企业科研各自为主的研究理念逐渐转变。文部省主导大学的发展，竞争性经费支撑起大学科研，科研成果越过大学的边界，向政府、企业及市场转移，具有很强的商业效应。企业以“奖学金捐赠”形式奖励相关专业研究者，大学科研目标向实用需求转移，逐步形成了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
日本在1983年建立了大学和民间企业共同合作研究制度，1986年发布《研究交流促进法》，1987年建立大学与民间企业共同合作研究所、委托研究中心等。文部省在重难点课题、科研经费及科研项目分配的政策上向大学科研倾斜，放宽企业和大学合作限制，由此，在制度保障和实际科研项目上大学与企业开展真正合作，使日本巴斯德象限大学科研模式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面临产业升级，航天、生物、高分子材料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基础研究需求增加，但这些研究投入大、收益不确定、风险高。同时，日本企业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发生了动摇，为降低企业基础研究成本，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通过与大学的科研合作来减轻基础研究压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产学合作引领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寻找缓解经济衰退的药方。
总之，当前日本巴斯德象限大学科研模式仍然在不断发展完善，经济需求和日本的大学科研关系越来越紧密。在宏观层次上，大学科研前景与社会及经济价值相关联。大学、产业和政府三重螺旋构成一个系统创新主体，制定大学科研与实际经济需求挂钩的目标和政策。在微观层次上，大学科研具体内容有效适配经济需求，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率。致力于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如小柴昌俊、野依良治等，他们的研究往往来源于现实生活需要，也能洞悉真正的科学规律。
二、以经济需求为纽带的日本的大学科研外部运行机制
日本的大学科研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了以大学为中心，企业、政府及研究机构为多元辅助主体的网络运行机制，具有典型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的特征。通过对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多所日本综合研究型大学分析，本着运行机制设计的系统化、整体性、最优化及可靠化原则，参考多位学者对运行机制的探讨及日本实际情况，以大学为边界，把日本的大学科研运行机制划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
以经济需求为纽带，日本的大学科研外部运行机制由相关政策驱动，大学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围绕科学研究的定位、传导及有效应用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外部动力最终转化为内部驱动力。
（一）在政策目标引导与时代呼唤下的经济需求导向机制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了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科研定位迎合不同时期的经济需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事先目标”，从而扩大科研产出的内在张力。大学及科研工作者在经济需求导向机制下，成为市场的合作者、受益者，在良性循环下克服学术生活“荒芜”，具有了市场化的学术生产能力。
大学科研的经济需求导向机制主要着落于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在政府层面上，为大学科研制定带有任务性质科研目标。日本1996年第1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构建全新的大学研发体系，扩充竞争性研究资金。2021年第6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强调“为开拓知识的前沿，加强大学作为价值创造源泉的研究力”。2022年“综合创新战略”中将大学科研知识库建设作为日本未来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对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日本在政策上建立大学科研的预测机制，把握未来科研方向，检验评价目标的执行效果，再与当前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
在市场层面上，大学科研的经济需求导向机制具有时代性质。企业向市场传递出需求信号，大学接收到企业的需求任务，在认识论上决定如何研究。经济需求的要求和科研条件，限制了大学科研的研究方式，在应用论上决定如何研究。如野依良治依靠名古屋大学产学联合研究中心，改良研究成果，将其匹配到化学产品、药物和新材料等多个细分领域，产出科研专利250余项，具有“小科学”性质。小柴昌俊利用东京大学神冈实验室大型科研设备，探测宇宙中微子和宇宙X射线源，具有“大科学”性质。二者都是凭借外部需求信号和有限科研条件，得到匹配市场需求的研究成果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
（二）在契约管理及监督下的外部经济约束机制
日本的大学科研主要有契约管理约束和监督约束两种外部经济约束机制，对大学科研活动制约、监督和保障，规范其向既定目标前进。契约管理约束机制主要依据法律与相关政策，在经济需求视角下，一方面要严格规范日本的大学科研成果创造及转化过程中的行为；另一方面鼓励多种形式的科研成果转化，提高转化效率，保障其合法权益。
日本的大学科研外部契约管理约束机制主要通过三部法律实现。1995年颁布的《科学技术基本法》确立了“科技创造”立国方针，在法律上规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研究同等重要。1998年颁布的《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或称为TLO法，由TLO负责筛选和评估大学的科研成果，缩短科研成果向企业转让流程，从而推动大学科研成果迅速产业化和市场化。2004年颁布的《国立大学法人法》，使国立大学成为独立的法人机构，实现弹性化的高效运作方式，符合日本的大学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理念。在这三部法律基础上制定相关科研政策，使日本的大学科研拥有了具体契约管理依据。
依据企业或合作单位对大学科研成果的信任和满意程度而形成的监督约束机制，与大学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挂钩。日本在1996年第1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彻底改变对大学、大学科研课题、科研人员的评价方式；在2001年第2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加入对大学研究经费的评估及反馈方法，实行竞争机制，对于特定的政策及研究课题，需要第三方机构进行外部评价。由此，TLO介入大学科研，在了解企业需求后，承担起了从“学”到“产”的成果和人员的评估、监督任务。
（三）主要在企业鼓励下满足市场需求的外部经济激励机制
以企业的经济鼓励为主，对日本大学科研的激励呈现出多层次、多形态和分散性的特征。企业为催生出更多的新产品满足供给需求，从多方面支援大学开展科研活动。
第一，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大学科研人员得到来自企业的经费支持。大学接受民间企业的科研经费投入，从2013年的452亿日元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1062亿日元，翻了一倍多。在合作企业支持下，日本建立了以大学为地理中心的产业集群，推进科研产业化，开拓和深化市场。科研实力雄厚或具有特色、信誉度高、满足经济需求的大学科研团队会持续得到企业资助，无法满足企业需求或科研成果不能通过评价机制审核要求的，会被降低或取消资助。
第二，大学可使用产学合作企业的设备或在企业支持下设置开放式创新实验室（OIL）。目前在产业综合研究所的桥梁作用下，日本已建成名古屋大学半导体先进设备OIL、东京大学尖端测量技术OIL、大阪大学生物传感OIL等8所开放式创新实验室。研究设备和实验室的开放化，可提高设备使用效率。企业的设备激励是计划性质的资助，设备归大学所有，研究成果所有权归专利所有者，资助企业可按照贡献度拥有成果的优先使用权。
第三，通过企业与大学的联合研究、委托研究、孵化企业等多样化的形式鼓励科研。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2年已有86.3%的大学机构实施了联合研究，2020年超过了90%；大学与企业开展的联合研究数量从1989年的不足1000件增长到2020年的28794件；委托研究从1995年约3000件增长到2020年的7468件。2020年日本的大学科研专利成果21056件，获得收入超过40亿日元（约2.07亿人民币），日本的大学孵化企业已超过200余家，约46%的国立大学设置了风险投资窗口积累科研资金。从大企业扩展到中小企业的多样化产学合作，减轻了大企业基础科研压力，降低企业科研的投资风险，将更多的资源集中于业务环节，提高经营效率，对于中小企业则降低了基础研究门槛，利于创新产出。
（四）在“企业向大学科研投资”和“大学科研转化为企业生产”相贯穿融通下的外部经济保障机制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融资和风险投资行为，是典型的“企业向大学科研投资”对大学科研的外部经济保障机制。JST作为桥梁连接起大学与外部经济需求，制定“区域研发中心扶持计划”（RSP），挖掘具有潜力的科研课题，以大学为创新服务中心，核心企业、中小企业汇集周围的大学研究机构、公共研究机构，形成知识集群。在《关于激活科学技术和创新创造的法律》保障下，JST通过政府出资、财政融资、资金借款、民间长期借款、发行JST债券、合作大学出资等方式筹措资金，类似于资金众筹，将研究资金系统管理后再分配于大学，进一步激发民间的投融资，提高大学的科研知识集群效应。2018年JST风险投资22项，总计18亿日元，引发私人投资和贷款额141亿日元，产生了8倍的激发效应。2021年日本新设了一个10万亿日元（约5173亿人民币）的大学基金项目，以未来50年为计划目标，超过250所大学将委托JST管理外部基金。从大学分离出来的风险公司，成果靠公司自身消化或由更大的公司收购，降低科研试错风险，从而形成风险干预。
在公共研究机构如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第三方评价机构如TLO等加持推动下，大学凭借科研成果向外发起风险投资，建立衍生企业，实现“大学科研转化为企业生产”。AIST是日本最大的公共研究机构，在前端发掘和开拓具有独创性、竞争性的课题，采用委托、联合研发方式促使后端大学与企业合作，这种桥接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广阔，研究人员有较大经费自主使用权，保障多层次主体利益，提高“大学科研转化为企业生产”的转化效率。发挥中间平台TLO作用的媒介作用，如聘任产学研合作协调员，进行信息收集以满足广泛的市场需求；解决研究成果的产权归属及转让问题；设立知识产权基金，以促进知识成果的商业化等。通过外部桥接组织机构的联接，“企业向大学科研投资”和“大学科研转化为企业生产”这种组织对组织的外部经济保障机制呈现出纵向贯穿和横向融通的特征。
三、经济需求影响下的日本的大学科研内部运行机制
受经济需求影响，日本的大学科研在三个层次上，由投入产出要素运行的基本轨迹与组织管理结构发挥的机能共同形成内部运行机制。
（一）寻求行政与学术平衡的大学科研内部自治机制
日本的大学科研自治受学术和行政两方面力量制衡，科研管理的核心逻辑是基础研究，追求科学真理，实现学术自治，学校治理的核心逻辑是在人员管理及财政资源分配的组织机构中，实现行政自治。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实施法人化改革，大学自主经营权增加，在财政来源和经费使用上实行自治，财政自治的变化让大学科研活动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社会竞争中。日本的大学引入PDCA管理方式提高经营效率，即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行动（Action）。
日本的大学科研考虑到外部企业需求，就要寻找到科研管理和学校治理两种力量的平衡点。第一，大学科研可选择符合市场实际需要的课题内容和绩效目标，增加与企业合作的知识成果内容，扩大科研资金的使用权，保障学术的自主权和科学性追求。将学术权力下移，让擅长科研的教授成为权力中心，用学术权力为内聚核心的方式达到科研自治。第二，利用PDCA管理方式平衡学校治理和科研管理。在财政自治后，各大学管理层根据各自科研实况，制定中期目标，建立PDCA循环，避免因过于争取竞争性经费而忽略自身特色。若科研效果达到目标要求，则制定新的计划，直接进入到下一目标，若未达到目标要求则继续这一计划。为满足目标要求，就要经常性地评估科研情况，调整科研内容和方向。大学科研每满足一次目标要求，行政计划就多前进一步，达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循环。
（二）将科学追求与实际应用密切结合的大学科研经费分配机制
日本的大学科研经费按来源可分为：国家财政预算下的经常性研究经费；学术振兴会和文部科学省管辖下的竞争性研究经费；由合作机构或者企业提供的外部研究经费。第一，经常性研究经费由日本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是日本的大学尤其国立大学财政的核心部分，包括大学的运营交付金、机构经常性补助金、支付于教师的工资、对学生的补贴奖学金等，其分配机制体现了学术和行政权力的融合。第二，竞争性经费由日本政府独立预算，由文部科学省和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管理，包括科学研究费辅助金、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用、社会技术研究和发展费用等。第三，外部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企业的合作研究、委托研究资助，这部分经费具有特定目的性，也具有竞争性。
日本在1996年第1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增加竞争性研究经费比重，2016年第5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增加了构建科研资金的良性循环体系。随着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进行，大学科研与外部民间资金的注入紧密结合，经费分配机制中的巴斯德象限特征越来越明显。日本政府针对不同大学设定了差异化的经费分配评价指标，利用竞争性经费中的科学研究费辅助金，提供了一个开放平等的竞争平台。不是让所有大学都成为“小东京大学”，也不是唯“成果论”，而是以科研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多样化为衡量原则，根据评价结果分配经费。
2021年日本设立的10万亿日元的“大学基金”中的10%~20%的投资利润作为经常性研究经费，用于改善研究环境，支持大学基础研究及青年研究者的发展。大学从企业获得的外部研究经费从2000年的675亿日元连续增长到2020年的1076亿日元。2020年以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用于健康、医疗和生物的经费分配逐渐增长，这也是为满足企业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将科研内容向人类健康、未来课题倾斜。因此，日本的大学科研选题及经费分配迎合社会、市场需要，使科研具有更大的知识价值、社会公共价值和经济价值。
（三）科研成果与能力双输出的大学科研转化机制
日本对其经济增长长期低迷反思后，认为提高未来科研人才的能力是突破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大学科研的成果输出体现为实际科研成果与科研能力的双输出。
大学科研成果与科研能力输出的具体表现为科研专利、发表论文、大学衍生企业、大学技术贸易、人才流动、高科技产业等方面的具体数据。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与产业界通过联合研究、委托研究等方式，紧紧围绕促进科研成果向企业的转移与运用的主题，科研成果迅速增长。日本的大学与企业联合研究的合著论文比例从1981年的23.1%上升到2010年的43%。大学与企业合作专利数量从2003年的2462件增长到2019年的10298件，获得专利收入从5.4亿日元增长到36.62亿日元，大学衍生企业数量从1994年的47家增长到2017年的2687家。
受产学合作影响，日本科研人才与劳动人力资本的输出一起并入到人才输出分流体系中。第一，输出“工厂科学家”，推行“培养培训”项目。由企业提出自己待解决问题，在相关合作科学家带领下，吸纳对工厂设备已经非常熟练的技术工种，由同一讲座制下的科研团队亲身体验设备，得到工厂内部一线资料，开拓科研思路，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第二，输出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交叉的“混合体”跨界科研人员。纵向上，跨界研究人员具有相关学科的基础研究能力，同时了解企业实际应用需求，会参与到与企业的联合研究中，甚至直接创办衍生企业成为企业家。横向上，这些跨界科研人员可能涉猎不同的研究方向，具有跨学科的研究能力。第三，输出和配置专业科研人员管理员（URA），由他们来反馈产业界的需求，优先派送和解决社会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提高科研人员的适配度。
日本经济需求影响下人的能力和价值输出是大学科研成果的升华，反映了大学科研的科学价值和未来价值，补齐了大学科研内部与外部运行机制和科研生态系统构建的最终一环。
四、结语与启示
（一）结语
在经济需求影响下，日本的大学科研模式具有典型的巴斯德象限式特征，通过内部和外部运行机制的协调，形成了知识生产到知识释放的多方参与科研网络系统，将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力量集中到一个平衡系统中发挥作用。日本的大学科研模式与运行机制具有独到之处，但也存在发展困境。
1. 在特定经济市场需求下，日本的大学科研形成了以学术为导向和以特定任务为目标的科研模式与运行机制。在制度保障下，企业与大学科学分化职能，大学定位于带有任务导向的基础研究，企业定位于具体应用型研究。大学科研在经济需求引导下，配合企业申请项目、完成科研任务，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
2. 在建立起与企业的经济联系后，日本的大学科研呈现“藤蔓式”而非“灌木式”特征。“藤蔓式”指大学与其他主体建立起有效协作机制而不是独立存在，各科研主体和科研任务相互关联。“藤蔓式”使多主体受益，形成以大学为地域中心的创新基地，产生经济集聚效应，目前这种运行机制已颇见成效，比如以筑波大学为地理中心的筑波科学城等。
3. 日本的大学科研机制的改革与经济形势变化紧密相关，体现了大学科研目标设定的主动性和弹性。政府和市场从认识论与应用论上引导大学科研，与现实政策、市场密切结合，遵循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目标要求，实现科研与应用的融合，让大学成为服务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集散点，避免产生“加拉帕戈斯”现象。
4. 无论经济需求如何变化，学术追求贯穿于日本大学科研始终。日本的大学从技术引进到科学引进，从“兰学”到“洋学”，本可直接引进技术，发展经济，但日本从技术开发研究入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再回头溯源，最后深入基础研究层面，在追求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过程中，未曾放弃学术科学追求。
5. 日本的大学科研模式与运行机制存在困境。一是大学科研缺乏向外张力，很多基础科研都局限于国立大学中，缺乏灵活变通。二是日本的大学等级层次森严，国立大学对一些非国立大学、小型的研究院所具有很强的技术壁垒，阻碍沟通和科研交流；大学科研工作者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疏离而过分依赖于学会或学科组织，难以构建交叉学科体系。三是日本学者的固定思维模式难以改变，尤其是对于现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在规定路线内可以做到极致却难以突破。四是尽管大学与企业合作研究的项目众多，但企业还是偏向于投资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基础研究，对大学的科研投资需要层层审核与评议。
（二）启示
从对大学科研投入情况看，2020年，日本的大学投入科研经费为3.68万亿日元（约1919亿人民币），占总投入经费的19.1%，我国大学投入科研经费为1882.5亿人民币，占总投入经费的7.7%；2020年，日本每1万人中研究人员为74.7人，我国每1万人中研究人员为16.2人。从产出成果看，2020年，日本在国际上发表TOP10%论文数量7437篇，我国为65624篇；2021年，日本的大学提交国际专利50260件，我国大学提交国际专利69540件；2020年，日本的专利成果事实转化率为31.9%，我国专利成果事实转化率为9.2%。从论文和专利科研产出数量上我们已占据优势，但从对大学科研的经费投入与科研人员投入、科研成果的转化和经济效果看，我国与日本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国要长时间维持经济增长，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需要将科研成果尽快产业化，将基础研究的力量辐射、转移到国民经济的有效增长中。
我国的大学科研投入及产出成果正在加速增长，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内核是我国大学科研成果真正匹配到产业界、适应经济市场的运行规律、满足市场需求上还面临很多困难。大学科研更多体现为由市场竞争牵动单纯应用研究的一维线性模式的特征。因此，我国的大学要正确处理好经济需求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关系，从多方面入手，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科研运行机制。
首先，针对我国大学科研力量分散，形式单一问题，需要建立起更为丰富的科研协作中心。以学科、地域、科研中心等为集散点，将大学与其他主体相关联，在全国形成多个科研生态系统。大学、政府之间可以达成协议，促成大学建立创新实践基地，鼓励当地及外地企业共同参与，发挥大学为核心的地理辐射作用，改变目前“灌木式”科研力量分布现状。
其次，针对我国的大学科研人才、知识成果、经费分配存在严重非学术逻辑取向问题，需要弱化行政在科研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学术的独立性。顺应经济社会需求，发挥大学自主研究作用，由大学根据市场及合作方要求提出经费预算及重点诉求，再由专业机构审核通过。通过日本的经验来看，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制度改革与创新，打破原有受长期“关系文化”影响的科研发展束缚，降低寻租概率，发挥知识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最后，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价机构提高科研成果适配度，由专业机构调配和管理科研成果和人员。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TLO、URA，来专门管理科研成果、科研人员，提高成果转化率和商业化。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保护科研成果的产权，完善多规格评审制度，保障科研评价的公平性。
【崔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侯庆敏，通讯作者，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