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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峰:再论教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发布时间: 2022-03-29  阅读: 139

朱高峰:再论教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作者简介:朱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

原文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年第二期1-7页。

摘  要:本文从教育目的、教育主要特点、教育投入与产出、教育供给与需求、教育时空、教育群体、工程教育和职业教育八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其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及其成因,从树立大人才观,发挥政府、社会、学校、家长和学生作用的角度,提出了思考、探索和改进的建议。

关键词:教育目的  教育投入与产出  教育供给与需求  大人才观


一、 基本问题再析

(一)教育的目的

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这一点本来很清楚,属于常识,但现在却出现了一些异化。在基础教育中,德智体美劳衍变为单纯以考分、升学率和排名论成败。高等教育的情况更复杂一些,给大学提出了三大任务,即经常提到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后来又加上文化传承,成为四大任务。后面几项工作如果是围绕培养人这个中心来展开,本来也无可厚非,甚至大有裨益,但一路演进下来,却变成了各自独立的领域,尤其是学校分类(实为分层)和按论文数量及其发表刊物等级为主的各类排名榜的影响,导致了教学反而被边缘化、科研一家独大的局面。

在资源获取上,“高层次”学校获得的资源往往比一般学校多得多,不仅是财和物的资源,还包括了学校领导的级别,这使许多“低层次”学校

安于自身定位,模糊了育人的初衷,一心想提高层次,以获取更多资源。这样,就造成整个教育系统主要在为分数、排名、上层次,甚至论文数量及其发表刊物等级而奋斗。还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科研而不是研究,许多误导和误解便由此而来。实际上,科学研究只是整个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就规模而言,甚至是一小部分,大量的都是技术研究。问题在于,尽管企业和高校中有大量人员在从事技术研究,但都要以科研为名,而且要以论文的形式才能得到认可,由于很大部分技术研究是写不出、不必写、甚至由于保密需要而不允许写成论文的,这就使许多研究者的成果不被承认,动摇了教师队伍的“军心”,从高校育人的角度看,这是非常不利于应用型专业发展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客观地说,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并非中国独有,但在一些国家,由政府对公立学校提供的经费差别还是比较小的,至于公立学校的其他筹资途径或非公立学校的筹资模式,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教育的主要特点

学校之不同于企业,教育之不同于生产,主要在于企业、生产面对的对象是物,虽然也有一些管理工作是面向人的,但是也是让被管理者更好地去面向物,是间接的面向物。而教育面向的是学生,是活生生的人。教育之要务,是让青少年面向客观之世界,得到有益之启蒙,从对自然知之甚少,成长为掌握自然知识和规律,用之于职业、造福于社会的有用之才;从懵懵懂懂的“本我”,成长为理解社会构成和发展规律、具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实现正向度之社会化、能推动社会进步之“自我”。一言以蔽之,教育要培养的人,应当行以致善、学以致用、德才兼备。

人与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活的,是最高级的生物,人具有思想、意识、感情、认知,而且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作为教育对象的人,最主要的特点有二,一是差异性,二是能动性。从差异性看,有量的差异,比如有的人身体强壮,有的人弱小,有的人智商高,有的人智商低。更主要的是质的差异,有的人善于动脑而有的长于动手,有的人外向高调,有的人内向深沉,有的人善于记忆背诵而有的善于辨析推理。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学生做优劣之分,而是要按类型不同,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能动性有正反两个方面,人常有趋乐避苦、避难就易的惰性,对于喜欢的事物可以花大力气、大代价去了解获取并乐此不疲,而对于不喜欢的事物则往往会采取避让、疏离甚至鄙弃的态度,所以,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形成正面的能动性是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

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所遇到的重大问题都与规模的扩大相关,因此可以说,规模是一切问题之源。[1] 即使不谈大众化,现代教育也是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活动,面对的是大量个性各异的教育对象,由此就构成了现代教育的主要矛盾之一:教育机构只能统一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以集体性来应对差异性,这就难免会抑制学生的学习兴趣、探索精神和个性发展。因此,在基础教育中如何合理控制班级规模,在高等教育中如何平衡专业规模,合理划分和有效帮助学生选择专业,非常值得研究。同样,如何调动每个学生能动性的积极方面,减少、防止其消极因素是教育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教育投入和产出

教育投入,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在宏观方面,每年都有教育事业投入的数据统计,经多年努力,我国的教育投入近年达到全国GDP4%,并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得以保持。但这里只计入了政府财政投入,对于全国家庭和个人的投入则并未计算,至少对目前大量的校外投入并未计入。在微观方面,每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的量和占家庭支出的比重虽有一些讨论,但也无精确计算。最近有媒体报道,调查数据显示,在2020年全年,家有小学生及初中生的家庭在子女校外培训方面的支出平均为21487元,平均占家庭当年总收入的15.3%[2] 还要看到,所谓投入,并不单是金钱的直接投入,时间精力的投入同样是一个重要方面。对学生个人来说,时间精力投入是在校期间的主要付出。在西方国家,当青年进入劳动年龄(按统计标准大体上是16岁左右),其在校时间因为不能参与就业创造价值并获取报酬是要计算成本的。原则上讲,这要通过取得较高学历使就业收入高于较低学历劳动者来得到补偿,而这些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但在我国却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家长长期的焦虑和时间精力的付出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不少家长为此影响了自己的工作甚至职业(这也成为生育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国的实际教育投入应该比统计数字显示的高出不少。另一方面,投入效率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基础教育中,校内教育与各种补习班等的教学内容不可避免地有大量重复,加上一些教师把校内应教的内容放到课外,以提高补习班的吸引力,由此导致校内教育的效率非常低下。在高等教育中,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内容的选择也存在不少问题,导致效率不高。这些问题目前还难以有定量的分析,但值得关注。

至于产出,同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两方面都涉及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在其一生中通过劳动(指广义的劳动)所创造价值的区别。宏观层面是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来分析,而微观层面则是从个人或家庭的角度来考虑。由于每个人踏入社会后会经历很多变化,在其整个劳动生涯中会有很多其他的影响因素,例如环境和机遇,个人体质和精神状态的变化,在职期间接受各种继续教育的情况等。因此,在一个人刚结束学校教育时是无法衡量其终生产出的,只有对受教育者进行长期持续的跟踪才能获得可以分析的数据。跟踪分析不仅要注意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的不同结果,还要追踪不同类型群体的成长演进过程并得出一定的规律。因此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明确结果,更不可能有即期的数据。我国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所以这种需要长期跟踪而短时间内难以有明确结果的工作往往得不到重视,吸引不了人们去关注研究。另一方面,由于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变化,更增加了此项工作的难度。至于个人家庭方面,同样由于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和代际差别内容的不断变化,更难进行数据积累和分析了。

西方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研究、分析、计算人力资本。从个体来看,人力资本的初始形成主要是依赖于教育,其后的变化,教育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对于分析教育产出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国已经引入了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但并未真正加以研究,尤其是结合我国实际加以研究。笔者接触面有限,只看到过全国2010-2020年中长期人才规划中提到2020年人力资本投资占GDP比例要从2008年的10.75%2020年达到15%,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3%,但并未看到这些数字是怎么得出的,也未看到后来工作有无进展、目标是否达到。

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及其关系是教育整体效率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分析教育与社会关系的一个主要着眼点,也是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四)教育供给与需求

这个问题在《关于工程教育和一般教育问题的再思考》[3]一文中已有叙述,但没有更多展开。从主体来说,学校是供给方,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为广大青少年提供学位,二是为社会提供较高层次(相对未受相应层次教育者而言)的人力资源。供给内涵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还可以有品种问题。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多年来主要关注的是数量问题,对质量和品种问题虽然一直在提,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未作为主要矛盾来看待。当然,各个学校肯定是要抓质量的,但是由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主要是根据数量来确定的(包括生均经费和学费),所以实质上数量是前提。不言而喻,数量在一定时间段以内是相对固定的,因此日常工作中学校还是会经常涉及质量问题,但质量的衡量标准比较复杂,并且要有较长时间段才能体现(这一点以下要专门讨论)。至于品种问题,对基础教育是学校分类问题,而对高等教育是学科、专业的设置问题,而学校处理这些问题则主要是根据行政部门的规定和导向以及社会上的一些舆论动向来判断的。

至于需求,相应的也包括两个方面,即个人对受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两者之间有其内在联系,即个人希望接受有社会需求的教育,包括层次、质量和品种。层次问题主要取决于对付出的承受能力和个人的水平(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对入学的个人水平是有标准要求的)。质量问题如前所述实质上难以衡量,只能根据学校名声(是否名实相符另说)和进入的难度来判断(一般认为,难度大即质量好)。至于品种问题,更是难以说清,一般会倾向于选择较易进入上一教育层次、较易获得较好工作岗位(包括待遇较为优厚,上升通道较好)的学校或专业。这些信息大多来自社会舆论或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发布的某些信息。个人的兴趣和特点,亦即前述差异性则遭到忽视,人尽其才也就失去其起始点。

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首先,对人才含义的理解岐见纷呈,这是人才学研究的问题,这里不能展开。但这个问题对社会影响甚大,比如,有一种影响甚广的见解似乎认为只有科学家是人才,其他都不是,或者反过来,将人才或杰出人才都归在科学家名下。众所周知,社会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对人才的需求亦复如是,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两者各自多元,两者之间也在不断融合,产生新的人才类型。顺便指出,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都需要人才,而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主体还是传统产业。因此,人才需求除了总量外,更重要的是结构的组成,而我们对此显然缺乏科学翔实的统计和分析。客观地说,这与新产业发展中一哄而起然后大量消失的短期行为直接有关。对此,教育部门很难详尽掌握,作出精准判断。简言之,需求,尤其是细分需求情况并不清晰,这也是导致供求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从制度上来看,在计划经济时代,学校设什么专业招多少人,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哪个单位,一切按计划行事,简单明了。学用是否对口,基本不用考虑。再说,那时产业规模小,教育规模更小,因此大多数人还是对口的。现在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人才供给仍然是计划主导的,全国每年招生数,各个地区、学校招生数,专业设置等均由政府部门规定或批准,但是需求却主要是由市场方式支配的,企业单位不需要的人,学校、政府不能硬塞,因此两者之间就有了矛盾,总量上、结构上都有很大矛盾,对于新的学科专业更是如此。政府部门每年发布供给方面的总量数字,但没有与需求联系起来,有时甚至与需求相矛盾。例如两次高校较大规模的扩招,其理由中都包括推迟就业,亦即当年供给严重超过需求。但扩招又会带来更高层次的供需矛盾,并导致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不匹配。政府部门也会发布一些产业需求信息,但并未说明这些信息如何得来。有些社会组织也会提供一些鱼目混珠的信息以博眼球,此弊也亟待解决。我们在经济领域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有多年,但并未在教育领域引入此概念。

供需不匹配,一方面会造成某些领域人才短缺,又可能会在另一方面引起过度教育。后者在中国一直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因为没有人关注和研究教育投入产出问题。最近《南方周末》上登载的《研究生扩招继续,专硕“春天”到了?》[4]一文提到了专业硕士的过度教育问题,对关注和研究此问题是个好的征兆。

(五)教育的时空矛盾

此问题与前一问题有关。时间矛盾是指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现在新技术发展很快,层出不穷,不断更新,需要很多人才,新技术产业发展也很快,从速度上看比传统产业快很多,但由于基数小,有的还是从零开始,因此在总量上传统产业还是主体。从学校角度看,的确要培养大批新技术人才,但这个大批是与自己的专业设置缺口比,与某些产业空白比,从总量上看,传统产业人才需求还是更大量的,是社会持续发展、改进提高的基础。很难设想,到2035年、2050年,钢铁产业、纺织产业就会消失,食品产业、各种轻工业就不要了。能源产业似乎已成热门。现在天天讲新能源,但太阳能、风能发电不稳定,相当一段时间内还要靠传统化石能源作为基石,才能维持电网的稳定,因而目前煤电仍是中国电力的主体。近期煤炭和电力的紧张说明对此事要有科学的认知,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至于机械工业,则必然会长期存在和发展。而目前从事这些传统产业的人员会逐渐衰老、退出岗位,届时总需要有人接替。因此,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当前是长远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既要考虑长远,更要做好当前。至于信息技术,下一阶段大量面临的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问题,比较起来,让从事传统产业的人去学习了解信息技术,比从事信息产业的人去了解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传统产业技术相对会容易一些,需要的数量也更大。因此,与传统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绝不能削弱甚至放弃,而是要在不断强化自身的同时,与各种新技术进行不同程度上的融合,并把后者视为强化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

空间矛盾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外的关系,二是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前者要有一个较大转变。我们已经从旧中国和新中国前期主要依靠西方发达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转到主要依靠国内培养,自主培养这条路肯定要坚持下去,而一些国内紧缺的专业则要两条腿走路,与先走一步的国家互通有无。另一方面,要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输出,包括进来求学和出去办学等多种方式,这是国际义务,也是我们自己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方面。至于地区之间的矛盾,中央政府要对薄弱地区采取更多扶植措施,从政策上遏制人才过度向发达地区转移的马太效应、虹吸效应,待遇差别要有限度(要对各种“人才计划”中的物质待遇设置政策边界,不得任意扩大地区差距),薄弱地区本身也要加大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办好适应本地需要的教育,培养本地急需的人才,而不要盲目跟风,贪大求全,浪费宝贵的资金和人力。

(六)教育中群体间的矛盾

教育中主要有两大类群体,即教师和学生。两者之间和两者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均存在一定的矛盾,若不妥善处理,可能会影响教育的健康发展。

群体由众多个体组成,而个体之间是有差异的,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成为矛盾的源头。这里先分析学生群体内部的情况。

差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极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差异,另一类是多数人内部的差异。极少数人是指在智力或体力上远超一般水平的强者或远低于一般水平的弱者。对于后者,需要社会、政府给予特殊的关怀或救助,在此前提下创造助其获得一技之长、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机会,如残疾人、轻度智障人学校、工厂等。对于前一类人,则往往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并寄予很大的期望,对他们的教育已成为一个专门的问题。体力方面姑且不论,只说智力方面的超群者。首先是如何识别,有些佼佼者并不需要有专人去识别,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其中不少人也还是要有相应的环境才会被人关注,即需要伯乐来识别。伯乐也并非千人一面,各有所专,各有所长,能识千里马不一定能识金凤凰。当然,社会大环境越宽松,超常者就越容易崭露头角。其次是如何让其成长,当前主要是让其和多数人处于同样环境(如一般学校)中去自我发展,或者是创造一些特殊条件。前一种情况下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减少对他们的限制,在同样条件下让其能更多自由发展;二是不要影响大多数人的行为,如老师不要老是让他们做别人的榜样让别人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等等,这样做对两方面都没有好处。若是提供特殊条件,则要注意不可拔苗助长,这一点笔者也曾有所论及。[3]

更需要关注的是多数人群体中的差异。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学生的学习成绩总是参差不齐的,教育内容、教师讲解要适合大多数人的发展水平,考核要制订略低于平均水平的要求,即及格标准。当然要鼓励每个人都努力学得更好,但这个“更好”是与标准比、与自己比,不是与他人比,更不是与超常者比。要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避免用刺激性的语言去评价学生,切忌依据考试甚至测验成绩排名次,这种“激励”手段只会南辕北辙,使效果适得其反。事实证明,人是会变的,后来居上者有之,跌落庸常者亦有之,教育的责任,在于扶弱助强,促其共进。教师欣赏学习好的学生,这是人之常情,但在精力投入上则应更多关注帮助学习差的学生,这是责任。在笔者的学生时代,普遍存在优生帮助差生的风气。应鼓励学生中的精英做乐于助人、善于助人的榜样。这也是对优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在帮助他人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素养,真正成为品学兼优的人才。总之,要防止一味树立某几个人的“形象”,而让多数人给少数人陪读的情况。

上述分析表明,学生之间的差异本身并不是矛盾的起因,矛盾主要是教师对待学生的方式不当所引发的,所以,要减少、缓和矛盾还是要从教师着手。对待客观上存在差异的学生,教师既要方式有别,更要心态平和,而公平是关键。所以,教师和学生的矛盾是教育中的主要矛盾,而教师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七)关于工程教育

建国伊始,中国就启动了大规模工业化,当时工程人才严重不足,不少工科学生提前毕业,走向工作岗位,并做出了突出业绩。高等教育中工科的地位凸显,不少学校以培养优秀工程人才而自傲,以清华为首的许多工科院校被称为“工程师的摇篮”。改革开放后,尤其进入21世纪后,各方面对工程教育也给予了相当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国高校甚至对“工程师的摇篮”这一美誉有所发展,要培养“卓越工程师”。

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对科学、技术、工程三者之间的关系、联系和区别始终缺乏清晰的认识,以致一谈到人才就是科学家,即使是工程领域的一些优秀突出人才,也都愿意冠以“工程科学家”之名,归附“科学家”群体。由于工程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地位相对低下,接受工程教育、从事工程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就不高。

近几年来,不少工科毕业生不愿到工程岗位就业,而把择业目光投向服务业,不单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信息服务业等,还包括相对属于简单劳动的快递业,其原因很复杂。从教育角度看,尽管时有纠偏的呼声,但工程教育相当程度上仍在照搬科学教育模式,加之脱离工程实际,缺少一线实践的机会,对工程没有感性认识,也是工科毕业生缺乏以工为业动力的原因之一。

为了鼓励一线劳动者的职业自豪感和敬业精神,近年来中央多次提出要重视工匠的作用,在全社会提倡工匠精神,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旨在加强职业教育,大量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些都是好事。但要注意另一种情况,已经有人提出,要把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工程师群体,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从理论到实际的各种问题,实现从基础研发到产业发展的全过程。这种似是而非的提法如果与上述工程教育本身的不足互相呼应,将会对我国工程事业的发展和工程教育的前景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应引起各界的充分重视。

(八)关于职业教育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的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这是大好事,但实际进展效果如何,还有待各相关方的努力。说到职业教育,有几个问题尚待解决。一是生源问题,这是从职业教育体系中层层堆积逐步形成的,根本问题在于职校毕业生的出路。目前是从招生措施上采取强制性、一刀切的办法,高职招生和本科招生统一考试,然后按分数线划分,这样,高职生在录取之时就比本科生差了一大块,意味着前者在起点上就受到了一次严重的精神打击。这是制度造成的起点差别,是不可弥补的。现在初中毕业也要按成绩强制分流,其后果可想而知。二是资源问题,职教由于实践环节比重比普通学校要大,因此人均经费也应当多一些,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名义上普教与职教的生均经费相同,但实际上职教经费是少于普教的。加之高职大都隶属于省以下政府,归市、县级政府管(本科则大都隶属于省级及以上政府),政府财源当然远不如上级政府,因此支持强度也会小很多。至于职业高中,由于免学费,其经费来源更少了一大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职校为了缓解经费困难,难免把作为教育环节的学生企业实训偷换成让学生出卖劳动力。这样一来,教育质量如何保障?此种弊端,中职更甚,相应地,中职毕业生若进入高职,其基础当然就更差,这是叠加效应,积重难返。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职教就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提高。最近发布的中央关于职教的文件中,对这几个方面已有所提及,例如探索职教高考制度等,这是很大的进步,希望能尽快落实,不宜再三拖延。

从根本上说,职教究竟是层次还是类别?虽然中央已多次明确是类别而不是层次,但多年来在实际制度和相关政策中都是按层次来处理,职教低人一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这种局面务须大力改变。当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解决上面提到的几点,时不我待,的确不宜再等了。

二、 破解之道刍议

瑕不掩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普及义务教育上花了大力气,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与发达国家比较,成就亦举世瞩目。在高等教育方面,不仅规模巨幅增长,在教育内容上也积极引入现代科学和技术知识,培养了大批有为之才,在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基础作用,凡此种种,都是大家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为之自豪的。这些进步,都是在正视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实现的。同时,在原来问题解决时,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当前就像整个国家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一样,教育领域同样要转向,同样要明确问题所在,勇于面对,积极解决。

笔者认为,问题的形成是长期积累而来的,也是各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因此,也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和个人(学生和家长)各方面协同,作出系统性的努力,不仅改变观念,而且改革体制和机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一)要确立大人才观

这是人才学的问题,这里只就与教育有关的部分做一简述。

什么是人才?首先要确立人人皆可成才的基本思想,或者说,凡是对社会有用的人都是人才。即使是生理上有缺陷的人,经过社会的帮助,也可以学习,可以就业,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也能成为人才。人才可以分类、分层。分类是横向的,分层是纵向的,类别之间原则上没有高低之分,而层次则是按高低划分的,因此社会上各种产业、不同类别的职业,彼此不应有高低之分。大而言之,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应有高低之分,与从事商业、金融业和运输业之间同样不应有高低之分;具体到某个行业,比如同在制造业中,从事机械、电气、化工等各业的人也没有高低之分。各产业皆有其产业链,包括众多环节,如研发、设计、制造、建造、运行管理等,需要不同人才去从事,这也是一种分类。从另一个维度看,按现在流行的分类,学术型、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也不应有高低之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形成的观念,人们还是习惯于把类别与层次混为一谈,在潜意识中囿于学术型高于应用型更高于技术技能型的偏见,并且形之于实际生活中,形之于求职体系中,导致职业报酬的落差和社会交往中的歧视。耐人寻味的是,某些学术界人士在这方面的偏见也不遑多让,一说到“与职业有关、目的是为了就业”就认为是低人一等,在他们看来,职业教育的地位不仅低,甚至低了不止一等。看待本科也是如此,本科高校也要划分为研究型和应用型,研究型就高人一等,应用型就低人一等,似乎研究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应用中也不需要研究,只要依样画葫芦就行了。在实际生活中,职业人是大多数,应用型是大多数,技术技能同样是要在实际中应用的,对大多数有用有为之人另眼视之,不承认其是人才,这样的社会是很难进步的。

(二)政府的作用

政府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改进治理机制。近期对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政策调整就很好,很有针对性,应坚持和进一步落实。普通高等教育应坚持以育人为中心任务,要针对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政策。目前在义务教育阶段已明确以公平为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正在落实。高等教育则已经跨越了大众化阶段,同样应该考虑如何结合实际贯彻公平原则。资源分配差别过大的局面必须改变,不能受社会上各种排名榜的影响甚至被其绑架,要使大量从事大众化教育的学校能安于育人、专于育人、善于育人,而不是天天想着怎么升格。对人才需求,应组织相关部门深入调研,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数字以引导学校的工作。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教学内容、教师组成和晋升等方面应逐步放权。应组织各部门共同努力,协调步伐,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三)社会的作用

社会各界皆应把育人视为共同任务,尤其是各用人单位,更要关心人才的形成,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应与学校合作,共同育人,应根据自己需求和业务特点提出对人才的要求,参与学校的培养过程,共同提出培养内容和标准,并提供实践教育的条件。专业教育必须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而其中的实践环节单靠学校自身是难以解决的。用人单位要把共同育人纳入自己的职责范围,而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社会责任”。学校培养的人不能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吃亏的是用人单位自己。

社会各界应该平等对待各类不同人才。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需要人才,例如,目前各类护理人员就奇缺,这是多年不重视的后果。目前虽然各方面都感到有紧迫需求,但采取的措施仍远远不够。如果目前校外培训机构有一部分能转型为培养护理人员等社会急需的人才类别,将是一项多方共赢、造福社会的事业,善莫大焉。

各种文化宣传部门应真正面向全社会,不要无原则的追求经济效益,少做些捧明星、造网红的事,多关注、多宣扬普通劳动者,若能如此,将大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社会科学界应加强对教育学的研究。中国的教育实践很丰富,应侧重教育学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并在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等方面做深入研究,取得一些开拓性的成果。从学术角度讲也是大有可为的,对社会的实际发展更是有重要引领指导作用。同时,应加强人才学研究,并吸收教育界人士广泛参与。

(四)学校的作用

各类学校是教育的主体,在要求政府放权、调整政策的同时,关键是做好学校自己的工作,抵制各种排名榜和功名利禄的诱惑,继承发扬先辈教育家的献身精神,胸有定力,脚踏实地,多思考,少跟风,发挥特色,创新模式,团结广大教职员工不断改革进取。要放下架子,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与用人单位合作努力,以平等态度吸引用人单位共同育人,开辟一个为社会培育各种合格人才的新天地。

广大教师应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一方面,要提高自己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要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在评价标准破五唯的前提下,除部分教师继续做一些科学技术研究外,更多的人应该侧重于教学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工科和其他应用型专业的教师要通过校企合作争取机会,多接触对口行业的实践,以提升自己的业界实践经验,在教学工作中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五)学生和家长的作用

广大学生和家长应在社会环境、相关政策不断改进的情况下,逐步转变浮躁心理,从应试教育的

归路上走出来,还孩子们一个快乐的童年,丰富他们的学生生涯。知识学习并非量的堆积,而是质的提升;学习时间也并非越长越好,关键是形成适合自己的正确学习方法,不断提高学习效率。家长也要学会自我松绑、回归理性,要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自主学习的能力,家庭教育主要内容应是如何做人,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以身作则,来启发、带动子女,而不是失之宠溺或者过度监管。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其起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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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卫东. 回归教育本质,让孩子全面健康成长[N].光明日报,2021-10-26(13).

[3]朱高峰. 关于工程教育和一般教育问题的再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1):1-9.

[4]苏有鹏. 研究生扩招继续,专硕“春天”到了?[N].南方周末,2021-0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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